我們欠農民一個底線公平（6）

　　耶魯大學教授陳志武關於“中國人為什麼勤勞卻不富有”的時代性命題，像一枚尖銳的針，深深紮中了國人心中的痛。我想把他的問題縮小一點：中國農民為什麼勤勞卻不富有？因為衆所週知，中國農民幹著世界上最長的工時，受著世界上最深的歧視，拿的卻幾乎是世界上最低的工資——不要跟我說農業，因為在當代農民的人均收入中，農業收入平均只占10%，90%以上來自副業和打工收入。所以他們寧肯大量土地抛荒，寧肯“妻離子散”，也要千方百計進城打工。盡管如此，他們的平均收入仍然不到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而且幾乎沒有任何養老、醫療、失業和教育等社會保障。這幾年搞了農村合作醫療保險，也是杯水車薪；60歲以上農民開始拿低微的養老金，最低55元，勉強夠買20斤大米。

　　在中國，農民是一個身份，不是職業。只要你生在農村，父母不是國家幹部，你的身份就是農民，哪怕你從小到大，一天也沒幹過農活。正因此，今天中國仍然有70%的人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叫“農民”，他們中，至少有2億多人其實身在城市。

　　半個多世紀了，一代人又是一代人，多少年又是多少年，我們欠下農民兩個字沉痛的字：公平。 一句沒有任何感情色彩的“城鄉分割的管理體制”，可以掩去無數的悲歡離合生老病死，也可以輕鬆抹去一代人又一代人身上的歷史責任。但是，真的僅僅只是兩種不同的管理體制嗎？在這兩種“不同”的背後，“相同”的又是什麼呢？相同的是以身份論人的不平等心態和制度，是對這種不平等習以為常甚至習慣成自然，甚至把公平當成一種恩赐，而視不公平為理所當然！

　　如果我們不帶偏見地把過去的60餘年分為前後兩個階段，那麼前30年是通常所說的計劃經濟年代，後30年則是權力主導的前市場經濟年代。但對於農民來說，這兩個階段似乎應該重新劃分：前30年是國家用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的計劃手段，通過剥奪農村來建設城市的階段；後30年則是城市居民財產權不斷確立而農村居民財產權仍然不得保障，進而導致中國的城市化假借市場的手段剥奪農民的新階段。兩個階段對農民的剥奪手法不一，但結果一樣。不論是前30年還是後30年，不論經濟停滯還是經濟繁榮，農民的被剥奪地位始終未變，繁榮的成果由城市獲得，增長的成本由農民、由農村承擔。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陳錫文曾做過一個相當保守的估計：計劃經濟時代剪刀差讓農民讓利6000—8000億元，而改革開放後通過低價徵用農民的土地，農民損失2萬億元。陳錫文先生說這話的時候是2002年，近年來，高歌猛進的土地財政對農民土地和房屋權利的剥奪可能更甚一層。千萬不要小看計劃經濟時代工農業產品剪刀差使全國廣大農民“被讓利”6000—8000億元，要知道，1950年中國全國一年的財政收入只有62億元，6000億元相當於政府100年1950年代的財政收入。而從1950年代到改革開放前的1978年代，30年間，政府和國民的收入增長水平都很低。

　　

本文摘自《2020，我們會不會變得更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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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本全面系統地讀懂中國的書。為什麼經濟增長那麼快，人們的生活卻備感壓力？為什麼物價會那麼高？為什麼中國農民勤勞卻不富有？為什麼知識和財富精英競相移民海外？什麼原因導致道德淪喪、底線失守？壟斷國企的利潤神話可以持續多久？中國經濟一枝獨秀秘密何在？30多年的“黃金期”已經過去，我們還有多少個黃金期？今天的我們需要怎樣的改革？……
　　本書以百年的視野看當代中國，為您提供了宏大而精深的視角。作者將百年中國分成三個時代浪潮：第一個時代浪潮，是基於浪漫理想主義的計劃經濟時代，政治上則是“鬥爭時代”；第二個時代浪潮，是政治上全面轉入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的“鍍金時代”，一切向錢看，經濟飛速發展，人人急功近利，GDP突飛猛進，但自然環境和道德人心受到極大破壞，貧富兩極分化嚴重，許多人失去安全和靈魂的故鄉；第三個時代浪潮，是中華复興的必由之路，政府職能彻底實現由投資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社會進入經濟民營、政治民主、社會法治的“進步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