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密首先是位哲學家

　　早在亞當-斯密撰寫《國富論》之前，憑借一本論述倫理行為的書《道德情操論》，他已經在1759年為自己贏得了聲譽。隨著書的銷量迅速增加，他以“哲學家斯密”的名義而為人所知。《道德情操論》遵循了啟蒙運動的傳統。正如科學家探索太陽系的起源一樣，亞當-斯密探索的是道德認同和不認同的起源。

　　首先，以自我為中心的人如何能夠對滿足他人的需要作出道德的評判呢？畢竟，每個人立足於自我體系的中心，就像太陽處於九大行星的中心一樣。太陽會關心較小的行星在想什麼嗎？亞當-斯密在這種似乎矛盾而又可能正確的悖論中痛苦掙紮，他反問自己：如果人都是自私的，為什麼每一個城鎮並不像政治理論家託馬斯-霍佈斯在《利維坦》里描寫的那樣處於道德敗壞的自然狀態？霍佈斯極力主張：直到政府出現之前，人們的生活一直陷於“孤獨、貧窮、肮髒、粗野和短暫”的狀態。

　　最終，亞當-斯密編造了一個聪明的答案。他說，當人們面臨著道德抉擇時，他們會虛構一個“公正的旁觀者”，可以認真地思考並且給他們提出建議。他們不是簡單地順從自我利益，而是聽從這個想象中的觀察者的建議。通過這種方式，人們作出的決定乃是基於同情，而不是自私自利。

　　許多批評者認為現代經濟學家只會假設自私的動機，只會關心成本和收益，並且對人類更為高貴的一面視而不見，以此來诋毀他們。他們聲稱經濟學家是道德上的侏儒。這種攻擊可能對某些人來說是對的，但不適用於亞當-斯密。不僅僅是意識到了同情和情操，在整本書中，他都在論述這些情感。而且，《道德情操論》指出的許多概念在一個多世紀之後才由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進行詳細闡述。弗洛伊德“超我”的概念是指良心，當人們不聽勸告時，良心可以阻止人們不採取某些行動，並且產生罪惡感，這與亞當R26;斯密描述的旁觀者的角色差異並不大。

　　隨著亞當-斯密的著作在英國和歐洲大陸的傳播，他的聲譽急劇上升。家境富裕的學生離開他們在法國、瑞士和莫斯科的學校而來到格拉斯哥大學註冊上學。我們可以想象亞當-斯密來到了20世紀，出現在電台和電視的談話節目中，為他的書作宣傳。假定他有習慣性的健忘症，他有可能會成為一個給人帶來愉悅的嘉賓，特別是當他穿著睡衣出現在深夜電視節目中時更是如此。亞當-斯密肯定不滿足於被鎖在象牙塔中。在格拉斯哥，他與城鎮居民和大學師生都有來往，並且約見銀行家、商人和政治家。在政治經濟俱樂部，他嘗試著弄明白商人到底是怎麼經營的。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他學到了不要信任商人的動機。

　　

本文摘自《經濟學大師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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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過去的200年里，經濟學作為一門相對年輕的學科，伴隨著社會發展、人類歷史沿革、技術革命、經濟循環、政治變遷等，從高居神壇之上到現在走入尋常人的生活，其發展歷程既充滿了跌宕起伏，也伴隨著無數褒獎和爭議。
　　150多年以前，蘇格蘭評論家託馬斯R26;卡萊爾給經濟學貼上了“沉悶的科學”的標簽，但在本書的作者託德看來，完全不是這樣。本書就像一部有溫度、有質感的黑白紀錄片，不僅清晰地梳理了數位歷史上有分量、有影響的經濟學家的思想和經典理論，生動地講述了他們的人生故事，而且用一定的筆墨，介紹了此大師與彼大師的個人關係以及在學術觀點方面的交鋒，將一幅比較完整的經濟學人和經濟學思想的歷史畫卷，栩栩如生地呈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