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趕悖論——焦慮，以及被焦慮（2）
這是價格的直接比較，北京最便宜的男生理發價格是紐約的十三分之一。但若考慮相對購買力，北京的物價就全線超出紐約，因為美國人均收入是中國的35倍。也就是說，北京最便宜的理發服務，也是紐約的2.7倍！最貴的，則是紐約的84倍（耐克鞋：2000÷832×35=84）！
考慮物價壓力的時候，同時還得考慮社會保障水平。今年，美國因經濟复蘇無力，失業現象加重，貧困線以下的美國人數創下了50多年來的最高紀錄。據報道，負責“營養補充援助計劃（SNAP）”的美國農業部近日發佈報告稱，將近4600萬即七分之一美國民衆目前不得不依靠政府發放的食物券購買食物。美國政府規定，月薪不超過1174美元，即年薪不超過14088美元的個人可以獲得食物券，而此薪酬數字是美國貧困線標準的130%。
即使一個人收入處在貧困線——月薪900美元，也折合人民幣5870元，在中國是交納個人所得稅的中堅力量，是社科院和國家統計局共同認定的中產階層。如果按照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確定的標準“日均消費低於一美元屬於絕對貧困”計算，中國貧困人口為1.5億，遠遠高於我國貧困線（人均年收入1196元）劃定的4300多萬人口。1985年，中國將人均年纯收入200元確定為貧困線，2009年這一標準為1196元，24年來增長約五倍；同期中國GDP由7780億元增至33萬億元，增長42倍。
據悉，美國政府將外債總額的60%用於了改善民生和教育發展。我們現在的各地方政府主要的人力物力財力還在熱衷於投資。兩者的最大區別在於：花別人錢辦自己事的行政投資會導致只計投入不計產出的“過度投資”，直接“哄擡物價”（虛報價格）、拉大兩極分化，間接侵害公民權利、助長貨幣增發和通脹。比如按現有全鐵路營利，一萬年也還不了1.8萬億元的高鐵欠債。
人們焦慮物價，也焦慮安全。耗費巨資的高科技的高鐵尚且不能保證安全，各種價格低廉的食品自然更令人憂心。人們為了追求更安全的食品、更安全的交通和服務，必須不斷地努力打拼。多數人勤勞而不富有，“超載”就成為時代的基本特徵：物流業不超載不賺錢；個人不超載也不賺錢。從環境到個人，全社會超載和透支，又迎來更大的風險，導致上層逃離中層墜落底層淪陷。此情何以堪？
物價令人焦慮，安全令人焦慮，人際關係同樣令人焦慮。盧俊卿和他的“世界傑出華商協會”，以無數與政要名人的合影創造了一個獨特的商業模式“合影經濟”。與退居二線的官員合影，都具有如此巨大的威力，可見權力對經濟的滲透，已到了何種驚人程度。
我們說心病還需心藥醫，告別焦慮，需要自我調節和社會減壓。但當前的“全民社會焦慮症”乃是一種社會病，只能從改良社會入手，構建構建和諧、公平、正義的社會環境。據專家分析，目前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超過3倍，行業收入差距超過10倍，基尼系數逼近0.5，超過0.4的紅線。這種不公正的財富分配亟待改變。
改變收入分配結構，路徑絕非在於強化行政分配的力量，財政二次分配和慈善三次分配都只是補充和微調手段，根本的要從一次分配入手，創造更為自由、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為什麼多數人收入很低，物價卻那麼高？很重要的原因，便是投資型政府極大地推高了物價。政府採購，不論是產品、服務還是基础設施建設等等，都存在“哄擡物價”的可能，尤其是在一些所謂“創新”領域，價格更沒有市場比對。
政府回歸守夜人角色，大幅度減稅以讓民生休養生息；大幅度減少政府投資以減輕通脹壓力、減少利益集團尋租和減緩兩極分化步伐，讓政府彻底回歸社會保障和促進公平正義的職能，市場的還給市場，政府的還給政府，將是極大地改變社會焦慮狀態的關鍵。幾千年中國一直未解決的社會基本矛盾是官民矛盾；是官商和市場的矛盾。這三十多年，又出了個投資型政府和百姓要服務的矛盾。這三大矛盾，是當前一切矛盾總根源。投資型政府一定會與民爭利，“發展為民衆”一定會變成“發展掠奪民衆”，最後結果就是國富民窮、官富民窮、國強民弱。這是其中的內在邏輯決定的，非哪個官員的道德和良知可以做主。
這是一本全面系統地讀懂中國的書。為什麼經濟增長那麼快，人們的生活卻備感壓力？為什麼物價會那麼高？為什麼中國農民勤勞卻不富有？為什麼知識和財富精英競相移民海外？什麼原因導致道德淪喪、底線失守？壟斷國企的利潤神話可以持續多久？中國經濟一枝獨秀秘密何在？30多年的“黃金期”已經過去，我們還有多少個黃金期？今天的我們需要怎樣的改革？……
本書以百年的視野看當代中國，為您提供了宏大而精深的視角。作者將百年中國分成三個時代浪潮：第一個時代浪潮，是基於浪漫理想主義的計劃經濟時代，政治上則是“鬥爭時代”；第二個時代浪潮，是政治上全面轉入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的“鍍金時代”，一切向錢看，經濟飛速發展，人人急功近利，GDP突飛猛進，但自然環境和道德人心受到極大破壞，貧富兩極分化嚴重，許多人失去安全和靈魂的故鄉；第三個時代浪潮，是中華复興的必由之路，政府職能彻底實現由投資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社會進入經濟民營、政治民主、社會法治的“進步時代”！
考慮物價壓力的時候，同時還得考慮社會保障水平。今年，美國因經濟复蘇無力，失業現象加重，貧困線以下的美國人數創下了50多年來的最高紀錄。據報道，負責“營養補充援助計劃（SNAP）”的美國農業部近日發佈報告稱，將近4600萬即七分之一美國民衆目前不得不依靠政府發放的食物券購買食物。美國政府規定，月薪不超過1174美元，即年薪不超過14088美元的個人可以獲得食物券，而此薪酬數字是美國貧困線標準的130%。
即使一個人收入處在貧困線——月薪900美元，也折合人民幣5870元，在中國是交納個人所得稅的中堅力量，是社科院和國家統計局共同認定的中產階層。如果按照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確定的標準“日均消費低於一美元屬於絕對貧困”計算，中國貧困人口為1.5億，遠遠高於我國貧困線（人均年收入1196元）劃定的4300多萬人口。1985年，中國將人均年纯收入200元確定為貧困線，2009年這一標準為1196元，24年來增長約五倍；同期中國GDP由7780億元增至33萬億元，增長42倍。
據悉，美國政府將外債總額的60%用於了改善民生和教育發展。我們現在的各地方政府主要的人力物力財力還在熱衷於投資。兩者的最大區別在於：花別人錢辦自己事的行政投資會導致只計投入不計產出的“過度投資”，直接“哄擡物價”（虛報價格）、拉大兩極分化，間接侵害公民權利、助長貨幣增發和通脹。比如按現有全鐵路營利，一萬年也還不了1.8萬億元的高鐵欠債。
人們焦慮物價，也焦慮安全。耗費巨資的高科技的高鐵尚且不能保證安全，各種價格低廉的食品自然更令人憂心。人們為了追求更安全的食品、更安全的交通和服務，必須不斷地努力打拼。多數人勤勞而不富有，“超載”就成為時代的基本特徵：物流業不超載不賺錢；個人不超載也不賺錢。從環境到個人，全社會超載和透支，又迎來更大的風險，導致上層逃離中層墜落底層淪陷。此情何以堪？
物價令人焦慮，安全令人焦慮，人際關係同樣令人焦慮。盧俊卿和他的“世界傑出華商協會”，以無數與政要名人的合影創造了一個獨特的商業模式“合影經濟”。與退居二線的官員合影，都具有如此巨大的威力，可見權力對經濟的滲透，已到了何種驚人程度。
我們說心病還需心藥醫，告別焦慮，需要自我調節和社會減壓。但當前的“全民社會焦慮症”乃是一種社會病，只能從改良社會入手，構建構建和諧、公平、正義的社會環境。據專家分析，目前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超過3倍，行業收入差距超過10倍，基尼系數逼近0.5，超過0.4的紅線。這種不公正的財富分配亟待改變。
改變收入分配結構，路徑絕非在於強化行政分配的力量，財政二次分配和慈善三次分配都只是補充和微調手段，根本的要從一次分配入手，創造更為自由、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為什麼多數人收入很低，物價卻那麼高？很重要的原因，便是投資型政府極大地推高了物價。政府採購，不論是產品、服務還是基础設施建設等等，都存在“哄擡物價”的可能，尤其是在一些所謂“創新”領域，價格更沒有市場比對。
政府回歸守夜人角色，大幅度減稅以讓民生休養生息；大幅度減少政府投資以減輕通脹壓力、減少利益集團尋租和減緩兩極分化步伐，讓政府彻底回歸社會保障和促進公平正義的職能，市場的還給市場，政府的還給政府，將是極大地改變社會焦慮狀態的關鍵。幾千年中國一直未解決的社會基本矛盾是官民矛盾；是官商和市場的矛盾。這三十多年，又出了個投資型政府和百姓要服務的矛盾。這三大矛盾，是當前一切矛盾總根源。投資型政府一定會與民爭利，“發展為民衆”一定會變成“發展掠奪民衆”，最後結果就是國富民窮、官富民窮、國強民弱。這是其中的內在邏輯決定的，非哪個官員的道德和良知可以做主。
本文摘自《2020，我們會不會變得更窮》
這是一本全面系統地讀懂中國的書。為什麼經濟增長那麼快，人們的生活卻備感壓力？為什麼物價會那麼高？為什麼中國農民勤勞卻不富有？為什麼知識和財富精英競相移民海外？什麼原因導致道德淪喪、底線失守？壟斷國企的利潤神話可以持續多久？中國經濟一枝獨秀秘密何在？30多年的“黃金期”已經過去，我們還有多少個黃金期？今天的我們需要怎樣的改革？……本書以百年的視野看當代中國，為您提供了宏大而精深的視角。作者將百年中國分成三個時代浪潮：第一個時代浪潮，是基於浪漫理想主義的計劃經濟時代，政治上則是“鬥爭時代”；第二個時代浪潮，是政治上全面轉入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的“鍍金時代”，一切向錢看，經濟飛速發展，人人急功近利，GDP突飛猛進，但自然環境和道德人心受到極大破壞，貧富兩極分化嚴重，許多人失去安全和靈魂的故鄉；第三個時代浪潮，是中華复興的必由之路，政府職能彻底實現由投資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社會進入經濟民營、政治民主、社會法治的“進步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