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節：何志平―承受落差無怨無悔

　　何志平：香港特區民政事務局局長

　　10、何志平――眼科權威　棄醫從政

　　2002年7月18日，何志平第一次步入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局長辦公室。從這天起，他已預計到未來的日子將是波瀾起伏，絕不可能再有自己過去在眼科醫生診所那樣的平靜舒適。他強調自己的職責是"為小市民解決小問題"，將"盡心盡力，無怨無悔"。

　　何志平棄醫從政前，1988年就成為全港首位眼科全職教授，曾任香港眼科醫學會會長，擁有英美等國的專業資格，並就"玻璃體切割手術治療視網膜脫離"著書立說，是國際公認的眼科權威。他曾為鄧小平診治過眼病，1989年還親自操刀為前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姬鵬飛摘除白內障。

　　在出任民政事務局局長前，他擔任的公職不僅限於醫療方面。他曾任香港特區籌備委員會和選舉委員會委員，臨時市政局議員，香港藝術發展局主席，香港政策研究所副主席，他還曾服務於香港中醫藥發展籌備委員會等機構。民政工作具體煩瑣，市民的需要也很細微。何志平不厭其煩，微中入手，為市民做了一件件實事。振興粵劇、籌辦2009東亞運動會、成功爭取協辦北京奧運馬術比賽、解散康體發展局成立體育事務委員會、保護文物古迹、恢復搶包山民俗活動和國際龍舟賽等，看起來雖多少有些龐雜，卻無一不是市民關心的話題。

　　2005年7月，在香港一份時常對政府官員很不客氣的報紙上，一天竟破天荒登出了一篇贊揚何志平的署名文章，基本上如實反映了他的情況和特點。

　　"我對何志平的直覺感受，是善良有誠意的人，我覺得一個新時代的中國高官，最主要的是具有品格和文化內涵，而不是像西方政界那種無人格又滿口正義的政客。何志平起碼在先決條件上，似是具備這些特質。

　　"與何太胡慧中已有多年未見面，從前在藝人之家認識，她曾和我讨論《左傳》與四書，使人驚訝這位藝人的才學知識與衆不同。後來一別多年，知她嫁了何醫生，如今再見面，風採依然，而其先生亦非等閑之輩。與何志平談，發覺沒有官僚味，似乎甚有真誠而不具心機，像朋友多過高官。"

　　在香港多元化的環境里，為官不易。對此，何志平有自己的認識:"不被別人所了解，或被人誤解，甚至遭受不公正的對待，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依法施政，以民為本。"

　　在特區政府高官中，何志平也是一位敢於公開表明自己政治觀點的人。2005年母親節，他在香港媒體上有感而發撰文說: "親恩如大地，寬厚慈祥，不論你如何作為，大地都支援你，包容你，不計較你坐在肩上，踏在身上。一家如是，一國又何嘗不是如此？祖國在香港回歸後，何嘗與香港計較過？香港的吵鬧喧嘩，只要是兒女發出的聲音，我想國家都不會覺得難聽，都會包容，畢竟是剛回家的孩子，歡喜還來不及哩。孩子病了，或者生活有了困難，國家馬上出手援助，救子女於水火脫離災難……"

　　11、何志平――承受落差　無怨無悔

　　中學時代一起就讀香港男拔萃書院的同學說，何志平是個奇才，他是讀完音樂再讀醫的，居然成了眼科權威。何志平學生時期曾醉心小提琴，中六時奪得電台舉辦的音樂節獎學金，1968年赴美國進修音樂，其後改念化學、物理，最後在田納西州溫德寶大學取得醫學博士學位。博士學位完成後，他在美國當了一段眼科醫生，之後在哈佛大學任教，1984年返港在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當教授，1994年起私人執業。據他當年的助手說，他把音樂融入醫療，"同病人做手術時一定會播古典音樂給病人聽"。而音樂還使他體悟到如何從政:"初期接觸時可能感到辛苦、氣餒或艱難，但只要堅持下去，就會有不同的體會。"

　　棄醫從政，何志平失去的不僅是豐厚的收入，還要承受從專業權威到每天面對責難甚至人身攻擊的落差。但對他來說，最大的損失莫過於冷落了家中至愛的妻小。2005年6月18日父親節前夕，他在題為《寄女兒》一文中寫道:

　　"我並不是一個很成功的父親。最失敗的就是沒有很多時間陪伴我5歲的女兒。有時候半夜回家，帶著內疚靜靜地倚在床邊，看熟睡的女兒，是那麼美麗，一日的疲累減去大半，更會決定明天一定要抽時間陪她玩，但這是一個很難實現的承諾。因為公務繁忙，很多時候都覺得對不起她們。……每天最快樂的時間，就是早上上班之前與太太和女兒圍在一起的時光，在完全屬於我們的私人空間里談談情，說說笑。"

　　多年前，何志平與前妻生下一子一女時，正專心為事業沖刺。"當時還年輕，以為還有很多日子，對與子女的相處沒有現在這樣珍惜，心思也沒有花那麼多。"1997年他與影星胡慧中結婚並生下愛女後，一家三口非常恩愛。本書作者2003年初第一次採訪他時，他特意從辦公桌的抽屜里拿出和太太及女兒的影集給本書作者欣賞，還一邊不停地介紹拍攝的時間和地點。如今，有心多些時間陪伴妻女，卻由於公務繁忙成了奢望！"現在要為整個香港服務，加上民政範畴很廣闊，特別是週末社會活動特別多，差不多一星期要做足七天。"話?中帶著莫大的遺憾和歉疚。

　　被問及做出棄醫從政的選擇是否後悔時，何志平堅決表示：絕對沒有後悔！"我反而覺得非常幸運，有機會為更廣大的人民服務。我曾經希望做個好醫生，對人民有一定的貢獻，但後來我感到靠自己的一雙手，每天最多也只能治好20個病人，因此我就決定在醫學院教書。如果培養出10個學生，每個人每天能為20個病人解除痛苦，每天就可以為200個病人服務。後來我了解到，這個過程還是太漫長了，我就思考如何盡快地把我的知識讓最大量的人可以受益，最好的途徑就是參與政策的制訂……"

本文摘自《領袖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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