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節：英占中期的香港經濟(4)
同怡和、太古財團不同，匯豐不是家族財團，其董事會主席由在匯豐長期供職的英籍高層人員中產生。
"二戰"前香港英資迅猛發展，奠定了英資財團的雄厚基業，成為它們在英占後期重臨香江進一步發展為大型跨國資本集團的物質基础。
二、華資的崛起與港英統治策略的變化
19世紀60年代以後，香港的華人資本（簡稱華資）逐步發展壯大，華人資產階級開始形成，這是香港社會的一個重要變化。
香港開埠之初，貿易、航運、金融等支柱性產業完全被以英資為主的歐美資本所控制，大、中型的公司企業完全由洋商開辦。華商本小利微，只能開些便餐館、雜貨鋪、洗衣店、面包房之類的小型店鋪。數以千計的華人小販，更是地位低下，生計艱難。華資作為一種資本類型可以說尚不存在。
到19世紀40年代末，洋商雇用的一部分華人買辦和掮客、包稅商開始發家致富`，並把一部分財富轉化為資本，在洋行附股或者自立行號。進入50年代，內地不少行商、富戶攜帶資本來港，開設了一批較大的商行和店鋪。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些海外華人資本來到香港進行投資。例如1907年由澳大利亞來到香港的郭泉、郭樂兄弟（即現在的郭氏永安集團）、1934年由緬甸來到香港的胡文虎、胡文豹兄弟（即後來的胡氏星島集團）等。這樣，買辦、行商和海外華人資本就成為這一時期香港華資的三個主要來源。
華資是在香港成為亞洲重要的轉口港的過程中脫穎而出的。也正是在發展中國與世界各國的貿易往來當中，香港華資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華資的南北行、南洋莊、金山莊相繼崛起，由經營同中國江南和華北兩線的貿易擴大到經營南北兩半球的進出口貿易，在香港的國際貿易領域占有越來越多的份額。1858年華資南北行、南洋莊、金山莊等只有35家，1861年增加到75家，1870年增加到113家，1881年又增加到393家，不僅本身獲得了豐厚收益，而且帶動了本地華資批發、零售商業的發展（見表4-1）。
華資的崛起，一方面靠的是華商本身敏銳的經營目光和靈活的經營手法，靠的是他們對內地、對海外市場的深刻了解和廣泛聯繫，以及他們通過傳統的行會、姓族、同鄉組織建立起來的高度凝聚力；另一方面 ，也利用了香港比較安定的政治環境（當時中國內地和東南亞均不斷發生戰爭）和相對寬鬆的經濟政策。港英刻意吸引各國商人來港投資經商以及"以華治華" 的策略，對華資的形成也起了一定作用。最初的香港華資並不是英資的競爭者，而往往是英資的合作者甚至附庸。特別是買辦、 掮客、包稅商和依靠港英給予特許權（販運鴉片、販運華工）而致富的華商，更是如此。
華資的崛起，使香港社會狀況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華商在經濟生活中開始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據港英政府統計，1855年繳納地稅40英鎊以上的大戶共88人，其中華商18人，英商54人，其他國籍商人16人，華商還是極少數。但到了1881年，繳納房地產稅（又稱差饷）3 996元以上的大戶共20人，其中華商17人，納稅99 110元，每人平均5 830元；英商和其他洋商3人，納稅21 032元，每人平均7 011元。華商每人平均納稅額雖然還不及洋商，但納稅總額和納稅人數已經遠遠超過洋商。19世紀後期號稱華人首富的禮興號金山莊東主李升，1900年逝世時遺產超過600萬元，比這一年香港全部財政收入還多180萬元。德忌利士洋行買辦吳，自立行號向英國出口絲、茶和其他商品，獲利豐厚，在1881年香港房地產稅納稅額前20名大戶中居第二位。同一時期的南北行潮州幫領袖高滿華、石匠出身的承建商鄧元昌（鄧阿六）、鴉片承包商葉晴川，以及稍晚發家的怡和洋行買辦何東等等，也都擁有巨額財產。到19世紀末，華資的經營領域已經擴大到幾乎與英資及其他歐美資本相等。正如當時香港著名的華人著作家、《循環日報》創始人王韬（1828-1897）所指出的："昔之華人多仰西人之鼻息，??近十年以來，華商之利日贏，而西商之利有所旁分矣"。"凡昔日西商所經營而擘畫者，今華人漸起而預其間"`。可見，這時的華資已經不完全是英資及其他歐美資本的合作者，而且是他們的競爭者。在經營活動之外，富有的華商還創辦了一些慈善事業和華人社團，並且納赀捐官以取得清朝和民國初年的官爵祿位，在社會上號稱"華商翹楚"，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本文摘自《香港經濟史》
香港經濟史：公元前約4000--公元2000年香港人類社會的產生和發展至今已有約六千年的歷史，但有關香港經濟史的論述則只散見於部分論文和書籍的少數章節中，各方面都希望有一部香港經濟通史的專著問世。有鑒於此盧受採教授在其女兒盧冬青碩士的協助下歷時三載數易其稿，終於完成了呈獻在讀者面前的這部《香港經濟史》。本書史料豐富立論嚴謹，條理清楚文筆流畅。這部專著在時間跨度資料廣度和理論深度方面，都盡可能符合詳盡真實客觀準確的原則，可謂古今中外第一部香港經濟通史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