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七一”，香港人說什麼話？

    回歸時刻—1997年6月21日
    過了“七一”，香港人說什麼話？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香港人‘刨冬瓜’（說普通話）”，這是內地人嘲笑香港人說不準普通話，也是香港人常用來自嘲的一句話。類似的笑話很多，“酒肉”變成“狗肉”，“上廁所”變成“想吃茶”，“水餃多少錢一碗”變成“睡覺多少錢一晚”……越編越多，難知真假。
    但香港人終究講起普通話來了。六月十二日香港高等法院里出現了一件破天荒的事情，高等法院大法官楊振權在審理一宗偷渡客上訴案時，突然改用普通話宣讀判詞，這樣就可以不需要再經翻譯，令不懂廣東話的上訴人直接理解判詞的意思。在場人士認為，楊大法官的“刨冬瓜”頗為流利。這是否預示著今後香港法院審案時，有可能越來越多使用普通話?
    另外一件有關“說什麼話”的新聞，是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已決定在七月一日淩晨發表就職演講時用普通話，而到這天上午十時的特區政府成立慶祝大會上，他則會用廣東話宣讀他未來五年的施政理念及治理香港的重大政策。作這樣的安排，可能是因為前一場合有中央要員在場，董建華講普通話以示對他們的尊重，突出“一國”；後一場合主要講給香港人聽，董用廣東話以示自己是香港人中的一員，突出“兩制”和“港人治港”。
    香港回歸其實就是“改朝換代”。資本主義制度可以“五十年不變”，語言則是一種測試社會潮流變動的最敏感指標，未到七月一日已開始變化。近來，在香港舉辦的一些學術讨論會或商業活動的開幕、閉幕儀式，就遇到“應該講什麼話”的困惑。
    這在過去完全不成問題，以外籍人士為主的場合就講英文，如果香港本地華人占多數就講廣東話，一般稍具規模的活動，都會兼用這兩種語言，只有在很個別的情況下，例如有中方要員到場或由中方背景的機構舉辦活動，才會聽到普通話。
    但後來情況不同了。香港回歸在即，普通話地位迅速上升，而且出席這類活動的中方背景人士越來越多，不講普通話已過不去了。問題是，一個活動時間有限，要同時用三種語言無論如何是不現實的。有所取必有所失，選擇題是： 取消廣東話還是英文?如果只講普通話和廣東話，在場的“洋人”勢必產生失落感，不是喝悶酒就是自成一伙聊天；如果取消廣東話，在任何場合都占多數的香港人會有何感受?總之，這種事情只有順其自然，慢慢摸索出一套新的社交規則，以適應“新朝”的治權結構。
    香港人本來對普通話並不陌生，五六十年代“國語”還相當流行，因為相當一部分香港居民剛從內地南移不久，中國本土文化對香港也有很大的影響力，甚至占主要地位。但六十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延及香港，港英從此就全力推行殖民地教育，切斷新一代香港人同母國的文化聯繫，英文加上廣東話成為占絕對優勢的主流語言。一直到九十年代初，在香港講普通話仍有可能遭到白眼和歧視；在一般香港人的心目中，講普通話是中國內地來客的身份象徵，代表了落後、貧困、不講衛生……
    臺灣人到香港遊覽時如不表明自己來自臺灣，有時也會受氣，對香港留下很壞的印象。台北現任“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連戰的太太連方　不久前撰文表達自己對香港九七之變的感受，說到二十多年前她同先生連戰途經香港，“大街小巷閑逛一遭，只見處處攤販，擁擠髒亂，店員只操廣東話，很難溝通，先生還吃壞了肚子，一路瀉回臺灣，所以此後幾十年都提不起再去香港的興致”。但今年春天連方趕在政權易手前對香港作“告別之旅”時，卻發現香港人“言語溝通不再成為障礙，廣東話固然畅通，國語也人人朗朗上口”。
    香港人硬著頭皮“刨冬瓜”的主要原因，並非九七回歸的政治氣候，而是受到現實利益的驅動。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內地對外開放，台海兩岸開始經貿往來，香港人在其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香港商界早已把中國內地視為“腹地”，每天在內地做生意的香港人起碼有數十萬。大公司招聘雇員時，“會普通話”已成為必不可少的條件。
    即使不到內地去，香港人在日常生活中也越來越多地須同講普通話的人打交道。更重要的變化是，講普通話的人今天往往是香港的新“金主”，或者是未來的老闆。今後很可能不是他們受香港人的白眼，而是他們不把只會講廣東話的香港人放在眼里。現實的香港人看來已發現這一潛在的危機，所以近年來學普通話再起熱潮。

本文摘自《曹景行記錄香港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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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是著名新聞人曹景行先生回顧香港回歸十年歷程的作品，其中真實記錄了1997年六七月間香港社會的各色景象，以大量的生動細節豐富了關於香港回歸這一歷史事件的解讀。作者長期在香港生活工作，以資深新聞人敏銳獨到的觀察、寓莊於諧的語言，剖析了回歸以來香港在社會心理、文化心態、經濟生活各方面所進行的調適以及光怪陸離的社會現象；見證了不平凡的十年中，亞洲金融危機、非典、中國“入世”等重大事件帶給香港社會、香港人的深遠影響；通過一個個熱點事件的評述，對香港社會進行了入木三分的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