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轉型 產業升級(1)
一
在這個通貨膨脹的泡沫年代,在這個面臨經濟“拐點”的尴尬年代,如果你對經濟依然莫不關註,在未來五年極有可能坐吃山空,又或許,沒有抓住轉型時機,眼巴巴地看著週圍的人把握時機大賺一番,對於沒能及時HOLD住的機遇懊惱至極。其實,“轉型”離我們並不遙遠,身處這個時代,就做好大浪淘沙的準備,也許,未必是件壞事。
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經歷了三十多年,雖然其中不乏風風雨雨,但是時至今日,其成就還是為世人所肯定與稱道的。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綜合國力的不斷提高,中國的國際形象與聲譽也在不斷攀升,各種經濟指標都顯示出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一個將“世界工廠”作為發展坐標的經濟增長模式正在愈發清晰地顯現出來,並且成為各級政府主導性的工作思路。
作為一個曾經在貧苦、羸弱中苦苦掙紮了上百年的國家,其趕超與富裕的理想和沖動是不難理解的,並且也是近代中國幾代人的追求和夢想。從晚清時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君主立憲的嘗試,到“五四”時期對“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的渴望,再到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孜孜追求,其中都映射出中國對民族复興與強盛的執著。三十多年前提出的改革開放,是中國又一次奮力一搏。國門的打開帶給中國的不僅僅是資金與先進的技術,更為深刻的是讓國人看到世界,感受到經濟發展所必需的制度環境與商業文化。比較而言,技術的引進與模仿是相對容易的,而制度的學習與模仿卻是非常艱巨而又漫長的過程。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外國資本大量、持續地進入中國,不但直接推動著經濟的高速增長,也創造出大量的就業機會與國際貿易領域的極度活躍。據WTO統計,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對外貿易量30年增長105倍,2009年更是超越德國成為世界最大的出口國。2010年中國出口產品總量占世界貿易總量的比重已經達到9.7%。IMF數據顯示,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的份額從1978年的1.8%(全球第10位)上升到2010年的9.3%左右(世界第2位)。中國經濟總量相當於美國經濟的比重,從1978年的6.5%提高到2010年的約40%。如果按照中國年均7%到8%的經濟增速和人民幣年均升值5%的速度,美國則按照過去十年的平均增速(即1.7%),再考慮到美元在未來將出現的長期貶值趨勢,根據這些假設條件測算,中國的名義GDP可在2015年內達到美國經濟80%左右的規模,人均GDP將接近1萬美元的水平,中國將替換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到2020年,中國則可能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
國人振奮,這似乎也成為中國應該成“世界工廠”的一個有力註腳。各種形式的中國招商引資團穿梭於世界各地,構成了中國走向世界的一道非常獨特的風景線。
但問題是,“世界工廠”就是中國的明智選擇嗎?
二
建造“世界工廠”固然對GDP的增長具有簡單、快捷的功效,而且也可以解決當前中國就業和資金等方面的燃眉之急,可是,與經濟可持續發展相配套的制度環境和商業環境是不能夠跳躍發展的。即使目前這種“世界工廠”模式可以暫時緩解中國經濟中的發展矛盾,但是也可能會由於這些制度改革的滞後而引發更深遠和長期的隐患,這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後發劣勢”。就算是日本這樣的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其近十幾年來的經濟持續低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制度改革的滞後所造成的。因而,“世界工廠”的發展模式,我們姑且不論它對環境的大量破壞、對資源的瘋狂消耗,以及所對應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就是作為經濟發展模式本身,這種當代版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其蘊涵的危機和矛盾應該引起我們認真的思考和對待。另一方面,由於“世界工廠”的這種“拿來主義”的發展模式忽略了民族工業與品牌的發展、自主知識產權和技術的開發與提升,給中國的長期持續發展埋下了很大的隐患和不確定性。同時,“世界工廠”也無法讓普通民衆更多地分享經濟增長帶來的收益。我們暫且不論招商引資與代工、加工貿易所帶來的對環境的破壞,也不必深究收入差距的擴大化,僅從模式本身所導致的結果,我們就能發現老百姓的生活收入並沒有得到與GDP增長同比例的提高。
那麼,什麼是“經濟轉型”、“產業升級”?所謂“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主要是指一個國家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以及對應的制度安排和相關政策,在經濟發展的歷史和邏輯序列順向演進過程中所達到的階段和層次。它主要包括四方面的內容:
(1)在整個產業中由第一產業占優勢比重逐漸向第二、第三產業占優勢比重演進的歷史過程。
(2)產業結構中由勞動密集型,特別是初級勞動密集型產業占優勢比重逐漸向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產業占優勢比重演進的歷史過程。
(3)由產業結構中制造初級產品的產業占優勢比重逐漸向制造中間產?、最終產品占優勢比重演進的歷史過程。
(4)制度安排和相關政策在此過程中,不斷地調整和完善,以推動和穩定產業升級的成果。
從近代各國經濟發展史來看,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產業結構高度也就越高,產業升級越快。“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兩者之間是互為依託、互為關聯的互動關係。
那麼,實現產業升級的構成要素包括哪些呢?簡單來說,構成產業升級的要素和影響因素包括:
(1)消費需求是產業結構升級的立足點。
(2)科技進步是產業結構升級的直接驅動力。
(3)制度安排是產業結構升級的決定性因素。制度是通過不斷地變遷和演化來完成它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促進作用。
由於各國的國情不同,不同國家對三大要素的選擇不同,因而也就形成了三大要素的不同組合方式,構成了各國不同的產業結構升級模式。比如,美國在其長期經濟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以市場調節為基础的自由調節式產業結構升級模式。這種自由調節式產業結構升級模式推動著美國產業結構由以第一產業為重心向以第二產業為重心,再向以第三產業為重心升級,這是美國成為當今世界發達國家的有力保障。日本則形成了以政府導向為主要特徵的導向趕超式產業結構升級模式,這種模式使日本的產業結構能在二戰後較短的時間內實現了由以輕工業為重心向以重化工業為重心,再向以服務業為重心的產業結構升級,促使日本經濟迅速崛起並處於世界領先地位。
三
中國的收入差距擴大主要表現在六個方面,即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部門之間、群體之間以及單位內部之間,這些年來這六方面的差距都在擴大。當然其中有一部分差距拉大是合理的,是基於按勞分配、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形成的,但現在總體上看,六方面的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的主導傾向是不合理的,有些還是不公正的,已經引起老百姓的高度不滿和中央的高度重視。這是一個總體判斷。其中突出的主要有兩方面,一是近年來行業收入差距擴大的速度太快。現在我國最高平均工資水平的行業與最低平均工資的行業的工資差距懸殊,舉個例子,2008年證券業人均年薪是17萬元,而畜牧業人均年薪是1.08萬元,兩者相差約15.8倍,比2005年行業收入最高最低比7.78∶1擴大了約8倍。這個差距及其擴大的速度在國際上是極為罕見的。二是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也就是居民之間最高收入組和最低收入組,工薪勞動者內部的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這幾年拉開差距的速度也非常快。現在我國居民10%最高收入組所得和10%最低收入組所得,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是相差9倍,而有關專家計算的結果是相差23倍,如果考慮到還有大量的灰色收入、非法收入沒有統計在內,實際差距比這個還要大不少。與此同時,工薪勞動者之間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擴大,現在有的企業高管年度最高薪酬是社會年平均工資的幾百倍甚至上千倍,這里還未計算職務消費等收入。
《中國經濟轉型,產業升級》講述了:經濟需要轉型,產業需要升級,這是我國市場經濟深入發展的必然。《中國經濟轉型,產業升級》作者曾經執教過美國、澳大利亞的大學,現在是在日本大學商學院擔任終身教授,並且是日本大學里最年輕的商學院正教授。作者參考美國和日本等國的經驗,結合國內經濟和產業的實際,通過對日本中小企業成功實現自我產業升級、深化和拓展的真實案例的分析,對於我國的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提出了許多獨到的建議,提供了有益的參考。
在這個通貨膨脹的泡沫年代,在這個面臨經濟“拐點”的尴尬年代,如果你對經濟依然莫不關註,在未來五年極有可能坐吃山空,又或許,沒有抓住轉型時機,眼巴巴地看著週圍的人把握時機大賺一番,對於沒能及時HOLD住的機遇懊惱至極。其實,“轉型”離我們並不遙遠,身處這個時代,就做好大浪淘沙的準備,也許,未必是件壞事。
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經歷了三十多年,雖然其中不乏風風雨雨,但是時至今日,其成就還是為世人所肯定與稱道的。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綜合國力的不斷提高,中國的國際形象與聲譽也在不斷攀升,各種經濟指標都顯示出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一個將“世界工廠”作為發展坐標的經濟增長模式正在愈發清晰地顯現出來,並且成為各級政府主導性的工作思路。
作為一個曾經在貧苦、羸弱中苦苦掙紮了上百年的國家,其趕超與富裕的理想和沖動是不難理解的,並且也是近代中國幾代人的追求和夢想。從晚清時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君主立憲的嘗試,到“五四”時期對“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的渴望,再到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孜孜追求,其中都映射出中國對民族复興與強盛的執著。三十多年前提出的改革開放,是中國又一次奮力一搏。國門的打開帶給中國的不僅僅是資金與先進的技術,更為深刻的是讓國人看到世界,感受到經濟發展所必需的制度環境與商業文化。比較而言,技術的引進與模仿是相對容易的,而制度的學習與模仿卻是非常艱巨而又漫長的過程。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外國資本大量、持續地進入中國,不但直接推動著經濟的高速增長,也創造出大量的就業機會與國際貿易領域的極度活躍。據WTO統計,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對外貿易量30年增長105倍,2009年更是超越德國成為世界最大的出口國。2010年中國出口產品總量占世界貿易總量的比重已經達到9.7%。IMF數據顯示,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的份額從1978年的1.8%(全球第10位)上升到2010年的9.3%左右(世界第2位)。中國經濟總量相當於美國經濟的比重,從1978年的6.5%提高到2010年的約40%。如果按照中國年均7%到8%的經濟增速和人民幣年均升值5%的速度,美國則按照過去十年的平均增速(即1.7%),再考慮到美元在未來將出現的長期貶值趨勢,根據這些假設條件測算,中國的名義GDP可在2015年內達到美國經濟80%左右的規模,人均GDP將接近1萬美元的水平,中國將替換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到2020年,中國則可能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
國人振奮,這似乎也成為中國應該成“世界工廠”的一個有力註腳。各種形式的中國招商引資團穿梭於世界各地,構成了中國走向世界的一道非常獨特的風景線。
但問題是,“世界工廠”就是中國的明智選擇嗎?
二
建造“世界工廠”固然對GDP的增長具有簡單、快捷的功效,而且也可以解決當前中國就業和資金等方面的燃眉之急,可是,與經濟可持續發展相配套的制度環境和商業環境是不能夠跳躍發展的。即使目前這種“世界工廠”模式可以暫時緩解中國經濟中的發展矛盾,但是也可能會由於這些制度改革的滞後而引發更深遠和長期的隐患,這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後發劣勢”。就算是日本這樣的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其近十幾年來的經濟持續低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制度改革的滞後所造成的。因而,“世界工廠”的發展模式,我們姑且不論它對環境的大量破壞、對資源的瘋狂消耗,以及所對應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就是作為經濟發展模式本身,這種當代版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其蘊涵的危機和矛盾應該引起我們認真的思考和對待。另一方面,由於“世界工廠”的這種“拿來主義”的發展模式忽略了民族工業與品牌的發展、自主知識產權和技術的開發與提升,給中國的長期持續發展埋下了很大的隐患和不確定性。同時,“世界工廠”也無法讓普通民衆更多地分享經濟增長帶來的收益。我們暫且不論招商引資與代工、加工貿易所帶來的對環境的破壞,也不必深究收入差距的擴大化,僅從模式本身所導致的結果,我們就能發現老百姓的生活收入並沒有得到與GDP增長同比例的提高。
那麼,什麼是“經濟轉型”、“產業升級”?所謂“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主要是指一個國家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以及對應的制度安排和相關政策,在經濟發展的歷史和邏輯序列順向演進過程中所達到的階段和層次。它主要包括四方面的內容:
(1)在整個產業中由第一產業占優勢比重逐漸向第二、第三產業占優勢比重演進的歷史過程。
(2)產業結構中由勞動密集型,特別是初級勞動密集型產業占優勢比重逐漸向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產業占優勢比重演進的歷史過程。
(3)由產業結構中制造初級產品的產業占優勢比重逐漸向制造中間產?、最終產品占優勢比重演進的歷史過程。
(4)制度安排和相關政策在此過程中,不斷地調整和完善,以推動和穩定產業升級的成果。
從近代各國經濟發展史來看,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產業結構高度也就越高,產業升級越快。“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兩者之間是互為依託、互為關聯的互動關係。
那麼,實現產業升級的構成要素包括哪些呢?簡單來說,構成產業升級的要素和影響因素包括:
(1)消費需求是產業結構升級的立足點。
(2)科技進步是產業結構升級的直接驅動力。
(3)制度安排是產業結構升級的決定性因素。制度是通過不斷地變遷和演化來完成它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促進作用。
由於各國的國情不同,不同國家對三大要素的選擇不同,因而也就形成了三大要素的不同組合方式,構成了各國不同的產業結構升級模式。比如,美國在其長期經濟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以市場調節為基础的自由調節式產業結構升級模式。這種自由調節式產業結構升級模式推動著美國產業結構由以第一產業為重心向以第二產業為重心,再向以第三產業為重心升級,這是美國成為當今世界發達國家的有力保障。日本則形成了以政府導向為主要特徵的導向趕超式產業結構升級模式,這種模式使日本的產業結構能在二戰後較短的時間內實現了由以輕工業為重心向以重化工業為重心,再向以服務業為重心的產業結構升級,促使日本經濟迅速崛起並處於世界領先地位。
三
中國的收入差距擴大主要表現在六個方面,即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部門之間、群體之間以及單位內部之間,這些年來這六方面的差距都在擴大。當然其中有一部分差距拉大是合理的,是基於按勞分配、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形成的,但現在總體上看,六方面的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的主導傾向是不合理的,有些還是不公正的,已經引起老百姓的高度不滿和中央的高度重視。這是一個總體判斷。其中突出的主要有兩方面,一是近年來行業收入差距擴大的速度太快。現在我國最高平均工資水平的行業與最低平均工資的行業的工資差距懸殊,舉個例子,2008年證券業人均年薪是17萬元,而畜牧業人均年薪是1.08萬元,兩者相差約15.8倍,比2005年行業收入最高最低比7.78∶1擴大了約8倍。這個差距及其擴大的速度在國際上是極為罕見的。二是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也就是居民之間最高收入組和最低收入組,工薪勞動者內部的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這幾年拉開差距的速度也非常快。現在我國居民10%最高收入組所得和10%最低收入組所得,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是相差9倍,而有關專家計算的結果是相差23倍,如果考慮到還有大量的灰色收入、非法收入沒有統計在內,實際差距比這個還要大不少。與此同時,工薪勞動者之間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擴大,現在有的企業高管年度最高薪酬是社會年平均工資的幾百倍甚至上千倍,這里還未計算職務消費等收入。
本文摘自《經濟轉型產業升級》
《中國經濟轉型,產業升級》講述了:經濟需要轉型,產業需要升級,這是我國市場經濟深入發展的必然。《中國經濟轉型,產業升級》作者曾經執教過美國、澳大利亞的大學,現在是在日本大學商學院擔任終身教授,並且是日本大學里最年輕的商學院正教授。作者參考美國和日本等國的經驗,結合國內經濟和產業的實際,通過對日本中小企業成功實現自我產業升級、深化和拓展的真實案例的分析,對於我國的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提出了許多獨到的建議,提供了有益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