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節：麻旦旦處女嫖娼案(4)

　　見我如此認真，這位專家才告訴我，其實，麻旦旦事件，已經被最高層關註，包括立法、司法、公安等機關的頭頭腦腦當然也很在意。當時內部有人找專家打招呼，如果遇有媒體採訪，請盡量為政府辯解，不要批評過多，也不要從人權等角度去解讀問題。正是基於這些要求，這位專家鄭重向我提出，希望我不要透露他的姓名並為他保密。

　　從他的辦公室出來，我又打了一圈電話，北大的、清華的、人大的、西南政法的，他們都不約而同表示，接受採訪可以，但不能透露他們的姓名。

　　那一刻，我真的有些絕望——不就是替底層公民說幾句話嗎？不就是批評一下刑訊逼供的無良警察嗎？不就是探讨一下國家賠償制度的漏洞嗎？有什麼可怕的呢？有關部門為什麼要下達封口令呢？

　　後來我才明白，在當時圍繞此案的密集輿論態勢下，某些官員感受到了一種來自民間的不良情緒，他們不希望這些情緒發酵。所以，他們都抱著同一個心願：趕緊了結此事，讓事件過去，就會淡化人們的認識。倘若某學者公開以專家身份再提出一通質疑，就會激起更大的一波輿論潮。所以，官方決定採取以沉默應萬變的策略。讓我感動的是，雖然那些專家都被要求少對麻旦旦案件說三道四，但這些專家體現出了一個優秀學者的良知和學識。他們迫於無奈不能透露姓名，但在匿名的前提下，和我提到了國家賠償制度的衆多漏洞。

　　三年之後，當我擔任另一家時政雜志的高級記者時，再次採寫了關於國家賠償法修改的深度報道稿。那裡面的一些質疑，很多就來自於前述機構專家在就麻旦旦案件接受我採訪時所提的觀點或者建議。

　　現在想來，學者是一個國家和社會最後一道防線，如果社會價值觀混亂、司法腐敗，學者就應該擔負起傳道解惑、呼籲公益、維護公平的責任，展現這個團隊的人格力量和技術水平。

　　但遺憾的是，在當時的環境下，多數學者還不像今天的江平教授等人一樣敢於拍案而起。他們寧可保持沉默也不願意為了別人的遭遇犧牲自己的既得利益或可期待利益。

　　但是，法律圈畢竟是有良心、有水平的圈子，雖然一些學者迫於無奈而隐名，但他們那些言語的價值，卻是永遠存在的。

　　直到今天，我看到曾經採寫的這篇報道，看到那些真知灼見，我依然記得他們的名字和義憤填膺的滾燙話語。

　　好在今天，就某一個案的批評，已經開始走入常態化，正是在學者和公衆孜孜不倦的監督下，中國法治和人權才有了更多的進步。

　　這，或許是我在為麻旦旦案的報道遺憾之餘應該感到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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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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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線：新聞背後的真相 獨家爆料，揭秘新聞背後的故事：誰見證了“文強老大”的最後四小時？誰先知先覺以租代徵近三萬畝建高爾夫球場？誰“謀殺”了溫州樂清市蒲岐鎮寨橋村的村主任？誰一篇帖子換來被囚八日？誰見過“處女嫖娼”？誰親自揭開鬆原高考舞弊案？誰將上訪者被抓進學習班？誰讓洱海成了富人的後花園？誰無意間戳到了醫改的痛處？……什麼是百姓安身立命的底線、什麼是媒體工作者的底線、什麼是觸及底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