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節：被動的市場與歷史的暗流(4)

　　唐廷樞和徐潤，浸淫商業多年又谙熟中國人情世故，二公攜手開創了中國商業歷史的諸多神話。在擊敗旗昌洋行、太古洋行、怡和洋行的聯合包夾之後，輪船招商局“蛇吞象”收購了旗昌洋行，盛極一時，洋務運動也進入了一個鼎盛的高潮。

　　除了唐廷樞、徐潤兩大廣東香山幫買辦，另外一大買辦鄭觀應也進入了李鴻章的視野。鄭觀應與唐廷樞、徐潤關係複雜，與唐家有親戚關係，與徐家是“兩代相交近百年”的世交。鄭觀應出身買辦世家，17歲入寶順洋行學徒，31歲任太古洋行的輪船公司總買辦。鄭觀應年輕有為、經營有方，領帶剛創辦的太古洋行輪船公司後來居上。在輪船招商局收購美國旗昌洋行後，太古洋行輪船公司和輪船招商局簽訂“齊價合同”，並駕齊驅壟斷長江航運。

　　鮮為人知的是，在唐廷樞的勸說下，鄭觀應成為了輪船招商局的股東。李鴻章一再向鄭觀應發出邀請，想將其為招商局所用。與唐、徐不同的是，鄭觀應除了精通經營，還具有完整的維新思想。與“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思想不同的是，鄭觀應倡導“仿泰西之良法”。因此，鄭觀應顯然對官辦、官督商辦的洋務企業並不看好。他擔心的是，一方面“官督商辦之局，全操在上，不若太古知我之真，有合同可恃，無意外之慮”；另一方面“雖然我公現蒙李傅相器重，恐將來招商局日有起色，北洋大臣不是李輔相，遽易他人，誤聽排擠者谗言，不問是非，不念昔日辦事者之勞，任意黜陟，調劑私人”。

　　在鄭觀應“殊難臆決”之時，李鴻章向朝廷上奏懇請將鄭觀應“一門好善”的事迹載入廣東省志和縣的縣志以示表彰。如此榮耀幸事，鄭觀應自然“感悚交集”。他還擔憂輪船招商局若經營不善，“我國無輪船往來各通商口岸，更為外人所欺辱”。

　　感於知遇之恩，憂於外人欺辱，鄭觀應猶豫再三還是告別了備受器重的太古洋行，轉投輪船招商局。然而，不幸的是，鄭觀應的擔憂在日後一一應驗。而這一歷史逆流的積極推動者就是大名鼎鼎的盛宣懷。

　　洋務派將唐廷樞、徐潤、鄭觀應三大雄才招於麾下，洋務企業盛極一時。自招商局開公開募股之先河，衆多洋務企業紛紛效仿，1882年到1887年間，有過股票買賣交易記錄的企業達36家。股市價格更是一路飛漲，輪船招商局募股面額為100兩，市價達到253兩；上海機器織佈局、開平礦務局、湖北長樂銅礦、熱河平泉銅礦和湖北鶴峰銅礦的股票（面額均為100兩），市價分別為110兩、216.3兩、168兩、256兩和155兩。這些企業是中國最早的一批股份制企業。

　　然而就在洋務運動最為興盛的時候，一直觊觎招商局高位的盛宣懷策動奪權陰謀，將唐、徐二人排擠，如願以償的身兼督辦、總辦二職。同時，他還逼迫股東撤股，策動產權變革。最終，招商局成為了一家官商一體、“盛”極一時的官僚企業。官僚化、國有化的運動，無疑在推動歷史逆流。不過，如此產權變革、官商爭奪一直糾纏著中國百年商業歷史。

　　盛宣懷能夠得逞基於兩大事件：一是唐、徐、鄭的去官僚化。買辦出身的唐、徐、鄭三人一致認為，官督商辦不利於企業發展，商辦才是正道，於是便向李鴻章提出“商辦”的提議。而李鴻章絕對不同意將服務朝廷為目的的洋務企業私有化。雖然盛宣懷精通經營，曾積極推動招商局股份制改革，但是與唐、徐、鄭買辦出身不同，他屬於官辦商人，根本上屬於朝廷命官。於是，在洋務企業產權問題上，他與李鴻章站在了一起，不但反對私有化，而且千方百計官僚化、國有化。二是唐、徐在經營官督商辦的洋務企業的同時，還經營自己的企業，其中存在複雜的利益關係。這是李鴻章一直存有疑心的地方。

本文摘自《公司的力量(中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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