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節：經典經濟學在中國本土的驗證（上）：道德的感通(17)

　　2．勞動與土地結合的財富創造觀

　　管子所說的財富包括自然財富和勞動產品，前者如土地、山林、河澤等，後者如谷物、桑麻、六畜和房屋等。管子認為"理國之道，地德為首，君臣之禮，父子之親，复育萬人，官府之藏，疆兵保國，城郭之險，外應四極，具取之地"。"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但是僅僅有土地而沒有人的力作，國家是不會富強的，"地博而國貧者，野不辟也。""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也就是說，有了土地，加上人類的勞動，財富由之產生。他指出國家貧困，主要不在於資源多寡，而在於勞動和經濟制度，否則再多的資源也不會形成有用的財富："一曰，山澤不救於火，草木不植成，國之貧也；溝渎不遂於隘，鄣水不安其藏，國之貧也。三曰，桑麻不植於野，五谷不宜其地，國之貧也。四曰，六畜不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不具備，國之貧也。五曰，工事競於刻镂，女事繁於文章，國之貧也。"

　　我們當然知道，如何組織勞動，是經濟制度的根本問題，組織的高明與否決定了經濟效率和財富的多寡。《皇帝內經》所謂"主明則下安"。同樣的國家，為什麼在實施不同的勞動制度後，前後貧富懸殊？管子在2700年前就給出了答案，把資源的德行相應性質揭露出來。西方直到17世紀，才有英國的威廉·配第提出"土地是財富的母親，勞動是財富的父親"的觀念；直到20世紀後半葉，阿馬蒂亞·森才論證清楚"貧困不是因為物質缺乏，而是因為分配制度"，並因此榮膺1998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3．民情自利與民德為聖的全面人性論

　　管子是世界上第一位清楚論述人性中的自利觀念和經濟活動之間互動關係的人。他分析人有正常的趨利避害傾向時說："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繼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故善者執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如鳥之孵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作者建議不熟悉中國經典而又以西方經濟學為專業的讀者，反复誦讀上面的這段文字，基本上能夠讀出西方經濟學的"大半江山"：自利假設、市場自由、自我調節、反對干預、政府守夜而民自富等等，西方要到18世紀，才由亞當·斯密表達出來。尊稱斯密為鼻祖，不是"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無知嗎？整個政府經濟政策的核心法則全在"善者執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這一句話中。整個市場經濟中逐利的形象全在"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這一句話中。

　　最為令人敬佩的，管子不但認清人性中的自利傾向，令人難以置信地認識到民衆集體的智慧具有大德，集體的智慧和聖人一樣高明："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雖有湯武之德，复合於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於衆心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設而不用。先王善與民為一體"。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這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表達。直到20世紀，"合而聽之則聖"的觀念才有了類似的現代版本，就是毛澤東主席的"人民群衆的智慧是無窮的"。管子又說："民之觀也察矣，我有善則立譽我，我有過則立毀我"--這哪里象2700年前的話，分明就是說：人民群衆的眼睛是雪亮的，我有優點就表揚我，我有缺點就批評我。

　　正因為管子對人性的體察深刻而全面，他才能摒棄偏狹自利的書生之見，運用合乎自然倫理人情世故的經濟智慧，在短短的幾十年間把齊國經濟送上霸主的地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還用懷疑和比較嗎？

　　4．市場理論

　　今天西方市場經濟的觀念甚嚣尘上，皆謂之"舶來品"，什麼叫"數典忘祖"暴露無疑。"孝者，善述人之志，善述人之事"，"痴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兒孫誰見了!"且看管子的論市吧：

本文摘自《中國經典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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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土經濟學的貫通解讀：中國經典經濟學 在今天這個市場經濟繁榮的社會里，“經濟”成為了各行各業人們口中常說的詞匯，懂的或者不懂的，理解的或者一知半解的，仿佛了解“經濟”是一件時尚的事情，是現代人身份的標志，尤其是自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我國開始頻繁使用宏觀調控手段熨平經濟波動，各種經濟術語日益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使得原本在許多人看來高深莫測的“經濟學”大有“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之勢。然而，對於到底什麼才是“經濟學”、如何判定“經濟學”是否有效之類的問題，關心者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