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節：企業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5)

　　中國歷史上的衆多制度創新，從本質上來說，都是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其歷代創新蔚為壯觀，最終形成了四個基础性制度，它們共同構成了支撐起集權政體"大廈"的四根"支柱"--

　　郡縣制度：為了保證帝國的穩定，在政治上必須保證中央的人事任命權，避免地方割據勢力的滋生；

　　尊儒制度：封殺"百家爭鳴"的學術傳統，以實現全民在意識形態上的大統一；

　　科舉制度：通過公平的考試制度，將優秀人才吸納到體制之內，為我所用；

　　國有專營制度：在經濟上，實行重要資源的國營化壟斷，以控制國計民生。

　　這些制度歷經上千年的打磨和探索，日漸趨於精致完善，在明清時期達到巅峰。如梁啟超所言："中國為專制政體之國，天下所聞知也。雖然，其專制政體，亦循進化之公理，以漸發達，至今代而始完滿。"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實在是大一統制度的"故鄉"。

　　在上述四大基础性制度中，唯獨"不如人意"的是國有專營化的經濟制度。在長達1 000多年的時間裡，中國人始終沒有找到一個與"唯我獨尊"的大一統中央集權政體相適應的、能夠維持長久持續發展的經濟發展模式。歷代多次著名的"變法"，均與此有關--而這也正是本書內在的叙述邏輯。自宋代"王安石變法"失敗之後，中央政府彻底放棄了整體配套體制改革的變革路徑，進入明代之後，轉而實施閉關鎖國的政策，並推廣男耕女織的社會經濟形態，中國的經濟能量向鄉村猛烈下沉。而在同一時間點，西方則走出中世紀，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文藝复興、航海大發現、工業革命。歷史的大分流由此而生。

　　四

　　在高度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下，中國的這一部企業史，歸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當政府為了政權穩定，全面控制了重要的生產資料之後，它實際上已經成為一個經濟組織，它必然有自己的利益需求，用後世的話講就是"保證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必然會制度性地壓抑民間工商業。由此，出現了四個非常具備中國特色的"經典困境"。

　　其一，國有資本與民營資本"楚河漢界"，前者壟斷上遊的資源型產業，後者則控制中下遊的消費生產領域，中國的市場經濟出現"只有底層，沒有頂層"的奇特景象。

　　法國年鑒學派的費爾南·佈羅代爾是這一規律的揭示者之一。他把市場分為兩類，一類是低級市場，包括集市、店鋪和商販；另一類是高級市場，包括資源性產業、交易所和交易會。在他看來，縱觀各國歷史，"在初級市場這個階梯上，最完善的經濟組織當屬中國，那里幾乎可以根據確定的地理位置量出市場的數量"。可是，在高級市場上，中國從來實行嚴格的政府管制，不允許自由貿易的存在，"在中國，商人和銀行家不能在受法律保護和受國家鼓勵的公共事業中進行投資……政治等級能夠壓倒其他一切等級。每當資本主義利用機遇有所發展時，總是要被極權主義拉回原地"。

本文摘自《浩蕩兩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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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企業史三部曲之三：浩蕩兩千年 中國的工商文明為什麼早慧而晚熟？中國的商人階層在社會進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中國的政商關係為何如此僵硬?對立？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最終將以怎樣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國特色”與普世規律之間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間？作為“中國企業史三部曲”系列研究著作的第三部，繼《激蕩三十年》、《跌蕩一百年》之後，在公元前7世紀到1869年長達兩千多年的時間跨度里，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繼續前兩部作品的研究主題，再次探尋國家與資本、政府與商人階層之間的關係，並試圖尋找出這些事關當代的問題的答案。作者的寫作表明，在高度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下，政府與工商階層的對立、緊張關係，貫穿於兩千餘年的帝國時期。兩千餘年來，國家機器對商業的控制、干擾及盤剥，是阻礙工商文明發展的最重要因素，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企業史，歸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本書中，以上問題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則還在大霧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