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節：鐵血兵馬俑(2)
商鞅說："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聖人只要能夠強國，就不會遵循原來的規矩，只要能夠利於百姓，就不必尊重原有的禮教。有獨立見解的人，一定不會被民衆輕易接受。因此，疑行無名，疑事無功。"孝公深以為然。
大辯論後，商鞅開始實施"霸道之術"，他的變法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是農耕、軍戰和中央集權，其最終的結果是把秦國變成了一個無比強大而恐怖的戰爭機器。
商鞅推出的第一個改革法令是《墾令》，其中心思想就是讓整個秦國成為一個大農場。商鞅認為，治國之要就是讓民衆"歸心於農"，大家都去耕地了，民風就樸實而纯正，國力就可強大。在《墾令》中，有20種具體的辦法鼓勵及資助農耕。
要讓國民都去種地，就必須堵住其他的出路。在歷代治國者中，商鞅也許是最仇視商人及商業流通的一位，他視之為"國害"。在《算地》一文中，他寫道，如果技藝之士（手工業者）得到重用，那麼民衆就會取巧並喜歡到處遷徙，如果商賈之士得到重用，那麼民衆就會議論紛紛並競相仿效，如此，則"田荒而兵弱"。所以，他提出了衆多限制商業的法令，其中不乏極端之舉。
比如，他嚴禁商人販賣糧食，同時禁令農民購買糧食。在他看來，只要不允許糧食買賣，商人就無從得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因為糧食不得流通，所以家家必須去種地，當家家都去種地，那麼糧食產量必然提高。
為了防止商人的活躍，他多管齊下，從工商兩端一起著力。
中國歷代思想家，無論哪一學派，一般都主張輕稅，唯有商鞅獨樹一幟，堅持重稅政策，而且非農產業的徵稅一定要多，市場貿易的租賦一定要重--"不農之徵必多，市利之租必重"。他認為，只有"重關市之賦"，加重商品的流通稅，才能讓商人產生"疑惰之心"。秦國的租稅有多重，迄今已無完整記載，不過商鞅曾提出，大幅提高酒肉的價格，按原價徵課10倍的捐稅。由此類推，稅率之高可以想見。
商鞅還主張礦山國有化，把"山澤之利"全部收歸國家，這既可以增加國庫收入，又阻擋了一條非農的發財之道。按他的說法，"把礦山收歸國有了，那些不願耕作、懶惰刁鑽、追求暴利的民衆就丢掉了飯碗，不得不重新回到田里去種地"。由這段文字可見，商鞅把所有不願意從事農業的人統統歸類為"惡農、慢惰、倍欲之民"。他還命令所有商賈的奴仆必須服役、所有在朝的官員不得雇請佣人，這樣一來，既提高了雇工的成本，又逼迫貴族子弟必須親自耕作。
商業之繁榮，關鍵在於人口流通，商鞅深谙其中奧秘，所以，他針對性地出台了幾條極其嚴苛的法令。其一，他下令在全國進行戶籍登記，命令百姓不得擅自遷居，這是中國戶口登記制度的開端，迄今仍在沿用；其二，他出台法令禁止私人經營旅館業，目的是大大減少人口的流動。
本文摘自《浩蕩兩千年》
中國企業史三部曲之三：浩蕩兩千年
中國的工商文明為什麼早慧而晚熟？中國的商人階層在社會進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中國的政商關係為何如此僵硬?對立？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最終將以怎樣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國特色”與普世規律之間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間？作為“中國企業史三部曲”系列研究著作的第三部，繼《激蕩三十年》、《跌蕩一百年》之後，在公元前7世紀到1869年長達兩千多年的時間跨度里，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繼續前兩部作品的研究主題，再次探尋國家與資本、政府與商人階層之間的關係，並試圖尋找出這些事關當代的問題的答案。作者的寫作表明，在高度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下，政府與工商階層的對立、緊張關係，貫穿於兩千餘年的帝國時期。兩千餘年來，國家機器對商業的控制、干擾及盤剥，是阻礙工商文明發展的最重要因素，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企業史，歸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本書中，以上問題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則還在大霧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