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節:"男耕女織"的詛咒(2)



  沈首富在說這句話的時候,內心應該非常明快得意,他可能沒有註意到朱皇帝臉色的莫測變幻。

  《明史·後妃傳》中記錄了此次對話之後,朱元璋與皇後馬秀英的交談:皇帝忍著怒氣說:"一個匹夫要犒勞三軍,他是想要犯上作亂呀,朕一定要殺了他。"皇後勸說道:"這種不祥之民,老天自會殺他,何須陛下動手。"

  在"朕即天下"的皇權年代,誰是老天?當然還是皇帝。馬皇後的意思其實是,您還沒有到殺沈萬三的時候。

  中國的每一個朝代,在開國之初都會展現寬鬆氣象,任由工商自由,恢復民間元氣,明代也不例外。朱元璋登基之後,提出了一個大規模的減稅計劃,減輕民衆負擔,同時還是明令不得擾商,官府不能以節慶為名,低價強買民物。

  然而,當政權稍有穩定,統治者對工商的態度立即會發生微妙的變化。每次朝代更叠,新的建政者都會反思前人的失誤。朱元璋的反思心得是:"元氏阍弱,威福下移,馴至於亂。"也就是說,中央集權渙散,民間的勢力強大,才造成了禍亂。因此,當他聽到沈萬三要犒勞三軍後會勃然變色,正是這種心理的條件反射。

  朱元璋深感豪族在地方盤根錯節,必成尾大不掉之勢,一定要予以割除。在登上皇位的洪武初年,他就下令把江南14萬戶民衆遷到他的老家安徽鳳陽,其中有很多就是富商地主。據明代學者貝瓊的記載,三吳地區的巨姓大族離開故土後頓成離水之魚,資產全數流失,在數年之內,或死或遷,無一存者。這些人留戀昔日的豪華生活,便常常扮成乞丐回家掃墓探親,沿途唱著他們自編的鳳陽花鼓:"家住廬州並鳳陽,鳳陽本是好地方,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定都南京後,朱元璋又先後分兩次,把天下6.73萬戶富商遷居到南京,這幾乎是對商人階層一次圍殲式的打擊,明初名臣方孝孺對此的評論是:"大家富民多以逾制失道亡其宗。"

  對於商人階層"先用之,後棄之",朱元璋非第一人,前可見兩漢的劉邦、劉秀,後可見1928年的蔣介石,幾乎是所有造反成功者的共同"秘籍"。對於這種做法,朱元璋自己有一段話講得非常明白,他說:"以前漢高祖劉邦把天下富商都遷到關中,我一開始還覺得不可取,可是現在想來,京師是天下的根本,才知道必須要這樣,這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當剪滅豪族成國家戰略之後,沈萬三的命運就無從更改。1373年(洪武六年),沈萬三被安了個莫須有的罪名,充軍雲南,他死於何年已不可考。1386年(洪武十九年)春,沈家又因為田賦糾紛而惹上官司,沈萬三的兩個孫子沈至、沈莊被打入大牢,沈莊當年就死於獄中。到了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沈萬三的女婿顧學文被牽連到一樁謀反案中,顧學文一家及沈家六口被"同日淩遲",80餘人被殺,沒收田地。沈家從此衰落。



本文摘自《浩蕩兩千年》


第39節:"男耕女織"的詛咒(2)   中國企業史三部曲之三:浩蕩兩千年 中國的工商文明為什麼早慧而晚熟?中國的商人階層在社會進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中國的政商關係為何如此僵硬?對立?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最終將以怎樣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國特色”與普世規律之間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間?作為“中國企業史三部曲”系列研究著作的第三部,繼《激蕩三十年》、《跌蕩一百年》之後,在公元前7世紀到1869年長達兩千多年的時間跨度里,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繼續前兩部作品的研究主題,再次探尋國家與資本、政府與商人階層之間的關係,並試圖尋找出這些事關當代的問題的答案。作者的寫作表明,在高度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下,政府與工商階層的對立、緊張關係,貫穿於兩千餘年的帝國時期。兩千餘年來,國家機器對商業的控制、干擾及盤剥,是阻礙工商文明發展的最重要因素,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企業史,歸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本書中,以上問題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則還在大霧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