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節：寄生動物(1)
第十五章
寄生動物
吾取諸於商賈，非取諸民也。
--錢大昕 《大學論·下》
清軍入關，以數十萬鐵騎徵服上億人口的帝國，看上去很像是一個"小概率事件"。所以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裡，對反抗勢力的暴力徵服是壓倒一切的任務。清軍在江南和廣東地區遭到的抵抗尤其激烈，因此屠殺也最是殘酷，"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血洗嶺南"，從這些名詞中分明可以嗅出當時的血腥，繁華百年的工商經濟再度遭到毀滅性打擊。
政權初建時，滿人對漢人極端不信任，在商業上只肯依賴和扶持與自己有特別關係的人，因此也出現了類似於元代斡脫集團那樣的商人群體。不過，這些人不是其他少數民族，而是漢族中的早期歸順者，他們被稱為皇商，當時共有八姓家族，分別是範永鬥、王登庫、靳良玉、王大宇、梁嘉賓、田生蘭、翟堂、黃雲發，史稱"皇商八大家"。
山西介休的範家是八大皇商之首，當家人名叫範永鬥。
明崇祯年間，範永鬥在張家口開設商號，從事馬匹買賣，他與王登庫等八個來自山西的商人家族控制了當地的馬市貿易。往來商客之中，來自東北的滿人是最大買家，他們用皮毛、人參等特產換回馬匹、鐵器、鹽和糧食，範永鬥做生意非常講求信譽，"與遼左通貨財，久著信義"，在這過程中，他與滿族上層建立了友好的關係。滿人攻入中原後，馬匹、軍械等需用大增，範永鬥等人便成了最重要的採購商之一。
清王朝建立之後，厚賞八大家，順治專門在紫禁城設宴款待，並許以官職，範永鬥等人竭力推辞。於是，順治封他們為"皇商"，也就是專門為皇家服務的商人，籍隸內務府。清政府把張家口附近的五百里地赐給他們開墾，義務是"每年辦進皮張，交內務府廣儲司庫"，以供皇家專用。其中，最大的得益者是範永鬥，他受命主持貿易事務，還壟斷了東北烏蘇里、綏芬等地的人參採購業務，由此，範家又被民間稱為"皇家參商"。
"戰爭是造就超級富豪的重要路徑"，介休範家是這條定律的重要實踐者。範永鬥靠依附滿人，成為家產百萬級的富豪，而到了他孫子一輩，則靠發戰爭財成了千萬級富豪，也是實際上的清初首富。
康熙執政時期，多次出兵平定新疆叛亂，由於路途遙遠，且經沙漠地帶，運送軍糧成了一個突出的困難，每石米運到軍中需120兩白銀。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準噶爾部再次叛亂。範永鬥的兩個孫子範毓與範毓根據自己從小隨父在塞外經商、熟悉道路的有利條件，認真核計，聯名呈請當朝，自願以低於朝廷運糧三分之一的費用運送軍糧。康熙聞奏，立即批準。
從此，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範家成為最重要的軍糧運輸商，他們多次受命於危難，在沙漠萬里中輾轉運輸糧草，不驚動地方官府和百姓，所運軍糧都能準時抵達。 軍糧的價格，包括糧價和運雜費在內，開始時每石為40兩白銀，以後主動降為25兩、19兩。不僅如此，範家還承擔了運糧的風險，《清史稿》記載，1732年（雍正九年），因敵寇侵襲，軍糧在運輸過程中損失13餘萬石，範家自掏腰包補運，為此花費144萬兩白銀。在康雍乾三朝，範氏總計運輸軍糧百萬餘石，為政府節省費用600餘萬兩。
範家對朝廷的報效當然也得到了政治和經濟上的補償。1729年，雍正特赐範毓為正二品的太仆寺卿銜，成為名副其實的"紅頂商人"--後世另外一個更出名的"紅頂商人"胡雪岩被授從二品的佈政使銜江西候補道，在官銜上尚不及範家。範毓考上了武舉，從千總幹起，當過天津鎮總兵，累官至廣東提督，1750年（乾隆十五年）去世，在《清史稿》中有一段500來字的小傳。
本文摘自《浩蕩兩千年》
中國企業史三部曲之三：浩蕩兩千年
中國的工商文明為什麼早慧而晚熟？中國的商人階層在社會進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中國的政商關係為何如此僵硬?對立？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最終將以怎樣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國特色”與普世規律之間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間？作為“中國企業史三部曲”系列研究著作的第三部，繼《激蕩三十年》、《跌蕩一百年》之後，在公元前7世紀到1869年長達兩千多年的時間跨度里，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繼續前兩部作品的研究主題，再次探尋國家與資本、政府與商人階層之間的關係，並試圖尋找出這些事關當代的問題的答案。作者的寫作表明，在高度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下，政府與工商階層的對立、緊張關係，貫穿於兩千餘年的帝國時期。兩千餘年來，國家機器對商業的控制、干擾及盤剥，是阻礙工商文明發展的最重要因素，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企業史，歸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本書中，以上問題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則還在大霧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