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節：企業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1)
前 言
企業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一個西方人對於全部中國歷史所要問的最迫切的問題之一是，中國商人階級為什麼不能擺脫對官場的依賴，而建立一支工業的或經營企業的獨立力量？
--費正清 《中國與美國》
一
我曾經在中國國家博物館的一個展櫃前足足伫立了一個小時。在恒溫的玻璃大櫃里，柔和、迷離的燈光之下，一只來自3 000餘年前的龐然大物如精靈般默默地與我對視。它似乎不是物體，而是一個巨大的問號。
它的重量達833公斤，高133厘米，長110厘米，寬79厘米，即便在今日，也是一個巨型容器。它的家鄉是河南安陽，誕生於遙遠的商朝，是迄今出土的、體積最大的商代銅鼎，也是當今世界上發現的最大的青銅器，名叫司母戊大方鼎。
站在它的面前，作為一個企業史的研究者，我實在有太多的問題想要請教：那個把鼎鑄造出來的總工程師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在那個古遠的年代，他組織了一支怎樣的制造團隊來完成這個任務？他通過怎樣的管理章程，以保證鼎的質量和制造的效率？
大鼎不會說話。離開博物館後，我查閱了很多論文、書籍，終於發現，我不是第一個提出這些問題的人，甚至有些專家已經給出了部分的答案，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學者們在《商週考古》一書中便如此描述司母戊大方鼎的鑄造流程：
首先，它的鑄造者是一位化學家，對銅與錫的調劑比例應十分娴熟，大方鼎的銅比例為84.77％，錫為11.64％，是一個非常恰當的合金配比。其次，他應該是一位工業美術設計師，能夠勾畫出精美絕倫的銅鼎圖案。再次，他必須是一位風力機械工程師，鑄造大方鼎的銅要到1 200℃才能熔化，所以必須有某種鼓風助燃的設備。第四，他還一定是冶煉家，大方鼎必須在較短的時間內連續灌註才能成功，當時使用的煉埚是熔銅量為12.7公斤的"將軍盔"，以它800多公斤的重量，需80個以上的"將軍盔"同時進行溶化，這需要高超的冶煉技巧。第五，他肯定是一位優秀的管理學家，如果一個煉埚配備3~4個人，則共需250人左右同時作業，從場地上看，一個煉埚占地起碼20平方米，因此其工作場地至少是2 000平方米的大平台。專家們得出的結論是：要鑄造司母戊大方鼎，必須組建一個300~400人左右的工匠團隊，進行科學的工種分配，協同操作，掌握好火候、精煉程度、銅液灌註時間，以保證質量。
也就是說，這是一個技術密集型的制造工廠，司母戊大方鼎是工業化的寧馨兒。那個領導了數百人的工匠團隊的"總工程師"，如果我把他看成是愛迪生或亨利·福特式的企業家，大概沒有人會激烈反對。
本文摘自《浩蕩兩千年》
中國企業史三部曲之三：浩蕩兩千年
中國的工商文明為什麼早慧而晚熟？中國的商人階層在社會進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中國的政商關係為何如此僵硬?對立？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最終將以怎樣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國特色”與普世規律之間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間？作為“中國企業史三部曲”系列研究著作的第三部，繼《激蕩三十年》、《跌蕩一百年》之後，在公元前7世紀到1869年長達兩千多年的時間跨度里，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繼續前兩部作品的研究主題，再次探尋國家與資本、政府與商人階層之間的關係，並試圖尋找出這些事關當代的問題的答案。作者的寫作表明，在高度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下，政府與工商階層的對立、緊張關係，貫穿於兩千餘年的帝國時期。兩千餘年來，國家機器對商業的控制、干擾及盤剥，是阻礙工商文明發展的最重要因素，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企業史，歸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本書中，以上問題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則還在大霧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