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節：走到盡頭的變法(3)

　　桑弘羊推行均輸法的初衷是"徙貴就賤，用近易遠"，也就是以促進商品的均衡流通為目標。而王安石明確提出自己之所以要"均輸"，根本目的是由政府掌握重要商品的流通權--"輕重斂散之權"，防止富商大賈進行投機活動，國家作為一個經濟組織"與商爭利"的特徵昭然若揭。其次，王安石專設發運使衙門，還從國庫中專項拨備出500萬貫、300萬石大米，作為均輸的本錢，這也是桑弘羊及劉晏所沒有嘗試過的，表明王安石的均輸更加具有商業經營的性質。

　　在推行均輸法的兩年零八個月後，王安石推出了市易法，由政府全面壟斷城市的商品零售，在各地設立市易司，負責平價購買"滞銷商品"，到市場缺貨時出售，商品價格由市易司劃定。各大城市的貿易商人必須到市易司獲得核準的身份資格，否則不得擅自經商。市易法推出後，均輸業務並入其中，在流通領域構成一個集採購、運輸和定價銷售為一體的國營壟斷體系。

　　青苗法的提出比均輸法晚了兩個月，這是王安石的獨創之舉，也是他最為得意的手筆，據他自己說，這一思想源於《週禮·泉府》--盡管他曾說過"祖宗不足法"，不過在後來，他不斷地到《週禮》中去尋找變法的理論依據，這一點跟王莽很類似。其具體辦法是：在每年夏秋兩收前，農戶可到當地官府借貸現錢或糧谷，以補助耕作。每筆貸款的利息為20％，一年可貸兩次，利息總計為40％。王安石以現存於各地國有糧倉中的錢谷1 400萬貫石為青苗本錢。

　　王安石的這三大政策一舉籠罩了國民經濟最重要的兩大領域--商品流通和農業生產，其對社會秩序的沖擊可想而知。就跟所有的計劃經濟大師一樣，王安石的初衷其實就是兩個：第一，盡可能多地增加中央財政收入；第二，打擊富豪，縮小貧富差距。而其結果也是同樣的兩個：前者的目標在短期內會迅速地實現，長遠看卻註定失敗，後者的目標則從來不會實現。

本文摘自《浩蕩兩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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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企業史三部曲之三：浩蕩兩千年 中國的工商文明為什麼早慧而晚熟？中國的商人階層在社會進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中國的政商關係為何如此僵硬?對立？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最終將以怎樣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國特色”與普世規律之間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間？作為“中國企業史三部曲”系列研究著作的第三部，繼《激蕩三十年》、《跌蕩一百年》之後，在公元前7世紀到1869年長達兩千多年的時間跨度里，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繼續前兩部作品的研究主題，再次探尋國家與資本、政府與商人階層之間的關係，並試圖尋找出這些事關當代的問題的答案。作者的寫作表明，在高度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下，政府與工商階層的對立、緊張關係，貫穿於兩千餘年的帝國時期。兩千餘年來，國家機器對商業的控制、干擾及盤剥，是阻礙工商文明發展的最重要因素，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企業史，歸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本書中，以上問題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則還在大霧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