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節：爬滿虱子的"盛世"綢緞(1)

　　兩年後，朝廷以欠款340萬兩白銀為由，抄辦範家。至此，"狐兔死，走狗烹"，風光無二的皇商模式走到了凄惨的盡頭。在這一部企業史上，介休範家的興衰史似乎已經成為一個標本，"看它起高樓，看它宴賓客，看它樓塌了"，這樣的故事一再重演，並且情節相近，結局類似，從來沒有什麼新意，這是最讓後人沮喪的地方。

　　大清帝國前後延續了268年，總共有10位皇帝。位居二、三、四位的康熙在位61年、雍正在位13年、乾隆在位60年（實際執政64年），從1661年到1799年，凡138年，占了清朝的一半，這段時期被稱為"康乾盛世"。

　　盛世的標志有三，一是人口的迅猛增加，清朝初建時全國人口約在1億到1.2億之間，乾隆晚年時已超過了3億；二是中央財政日漸豐腴，康熙去世時，國庫盈餘有800萬兩白銀，雍正留下了2 400萬兩，乾隆留下了7 000萬兩；三是百年太平造成民間生活的安逸，商人階層由儉入奢，工商繁榮。

　　然而在社會進步的意義上，"康乾盛世"其實是大一統中央集權制度下的週期性复蘇，中國社會仍然在超穩定的狀態下平鋪式地演進，在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和科學技術上沒有發生任何本質性的突破。民國學者傅斯年曾對此有深入研究，根據他的觀察，中國只要有70年穩定期，必定重獲繁榮，從秦末大亂到文景之治，從隋文帝統一到唐太宗的貞觀之治，從宋太祖結束五代十國到範仲淹一代的中興，期間均不過兩三代人，"康乾盛世"無非是這一週期的再次重演。

　　第十六章

　　爬滿虱子的"盛世"綢緞

　　至少在過去的一百年里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成為半野蠻人。

　　--馬嘎爾尼爵士

　　1653年，大清順治十年，剛剛坐穩紫禁城不久的清朝廷接到了一份來自廣州的奏折，內稱，有一個叫荷蘭的國家近日派船停泊在虎門港，並向市舶司提出要與我國進行通商貿易。

　　大臣們為此事展開了一場爭論。對於荷蘭，有的人很陌生，說它從來沒有出現在典籍之上--"乃典籍所不載者"，是一個來路不明的小國；也有的人比較熟悉，隐約聽說它是一個新崛起的西方強國，在幾年前（1642年）擊敗了西班牙人而獨占臺灣島。應不應該與這樣的國家做生意，意見很分歧，廣東佈政司持樂觀其成的態度，提出對荷蘭的通商請求要"不以例限"，甚至提出"不必拘拘刻舟求劍"，也就是不要糾纏荷蘭商人是否有"金葉表箋"之類的憑據，應當開放通商。與佈政司意見相反，包括禮部尚書、廣東巡撫在內的衆多大臣都反對與之做生意，理由是："荷蘭人長得紅須碧眼，非常可憎，而且船上的銅炮好像很厲害，應該警惕。我國與荷蘭一向不通貿易，而它又與澳門的葡萄牙人不和，彼此爭鬥，動辄就開炮打槍，是邊疆的隐患，不能輕易與它有商業往來。"

本文摘自《浩蕩兩千年》

---

　　 中國企業史三部曲之三：浩蕩兩千年 中國的工商文明為什麼早慧而晚熟？中國的商人階層在社會進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中國的政商關係為何如此僵硬?對立？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最終將以怎樣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國特色”與普世規律之間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間？作為“中國企業史三部曲”系列研究著作的第三部，繼《激蕩三十年》、《跌蕩一百年》之後，在公元前7世紀到1869年長達兩千多年的時間跨度里，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繼續前兩部作品的研究主題，再次探尋國家與資本、政府與商人階層之間的關係，並試圖尋找出這些事關當代的問題的答案。作者的寫作表明，在高度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下，政府與工商階層的對立、緊張關係，貫穿於兩千餘年的帝國時期。兩千餘年來，國家機器對商業的控制、干擾及盤剥，是阻礙工商文明發展的最重要因素，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企業史，歸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本書中，以上問題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則還在大霧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