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節：被鴉片擊潰的帝國(1)
在英國的武力面前，滿清王朝的權威倒下成為碎片；天朝永恒的迷信破碎了；與文明世界隔絕的野蠻和密封被侵犯了，而開放則達成了。
——卡爾-馬克思
正當雷履泰在北方空拳打出一片“票號江山”的時候，在炎熱的廣東，一個比他年長一歲、尖臉瘦小的南方商人正讓自己的財富像泡沫一樣急速膨脹。
這位名叫伍秉鑒（公元1769~1843年，又叫伍浩官）的人，是當時極少數在世界貿易舞台上擁有聲望的中國商人，他的個人財富超過任何一個晉商或徽商家族，是帝國當之無愧的首富。一位在廣州居住了20多年的美國商人亨特在《廣州番鬼錄》一書中說：“伍浩官究竟有多少錢，是大家常常辯論的題目。1834年，有一次，浩官對他的各種田產、房屋、店鋪、銀號及運往英美的貨物等財產估計了一下，共約2600萬銀元。”在西方人的眼中，伍氏就是當時世界上的首富，在《亞洲華爾街日報》評選出的1000年以來世界上最富有的50個人中，伍秉鑒是6個入選的中國人里唯一的商人。
伍家並非老字號的十三行世家，他的父親伍國瑩曾是潘啟家族同文行的賬房先生，後來在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扶持下自立門戶，創辦怡和行，伍秉鑒在32歲時繼承父業，歷20餘年，終於超越同文行成為行商的領袖——“商總”。
伍秉鑒的成功主要得益於二，一是誠實謙順、敢於吃虧的經商個性，二是與英美外資公司超乎想象的密切關係。
流傳至今的伍秉鑒故事大多與“吃虧”有關。1805年，一家外國商號按照約定將一批棉花運到廣州，貨到港後發現是陳貨，行商們都不肯碰，然而伍秉鑒卻收購了這批棉花，也因此虧了1萬多銀元，他對外商只說了一句話：“以後要多加小心。”還有一次，一位欠了伍秉鑒7.2萬銀元的波士頓商人，因為經營不善無力償還債務，欠款在身，離家多年卻不能回國，伍秉鑒撕掉了借據，讓他放心地回去。這些“小故事”讓西方人印象深刻，在他們的很多來往信函中，都稱伍秉鑒“在誠實和博愛方面享有無可指摘的盛名”，是一位非常值得信賴的商業伙伴。當時，行商與外商的交易雖然數額巨大，但雙方的貿易經營全憑口頭約定，從不用書面契約，人格信用自然成了做生意最重要的前提。
中國企業史三部曲之三：浩蕩兩千年
中國的工商文明為什麼早慧而晚熟？中國的商人階層在社會進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中國的政商關係為何如此僵硬?對立？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最終將以怎樣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國特色”與普世規律之間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間？作為“中國企業史三部曲”系列研究著作的第三部，繼《激蕩三十年》、《跌蕩一百年》之後，在公元前7世紀到1869年長達兩千多年的時間跨度里，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繼續前兩部作品的研究主題，再次探尋國家與資本、政府與商人階層之間的關係，並試圖尋找出這些事關當代的問題的答案。作者的寫作表明，在高度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下，政府與工商階層的對立、緊張關係，貫穿於兩千餘年的帝國時期。兩千餘年來，國家機器對商業的控制、干擾及盤剥，是阻礙工商文明發展的最重要因素，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企業史，歸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本書中，以上問題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則還在大霧中徘徊。
——卡爾-馬克思
正當雷履泰在北方空拳打出一片“票號江山”的時候，在炎熱的廣東，一個比他年長一歲、尖臉瘦小的南方商人正讓自己的財富像泡沫一樣急速膨脹。
這位名叫伍秉鑒（公元1769~1843年，又叫伍浩官）的人，是當時極少數在世界貿易舞台上擁有聲望的中國商人，他的個人財富超過任何一個晉商或徽商家族，是帝國當之無愧的首富。一位在廣州居住了20多年的美國商人亨特在《廣州番鬼錄》一書中說：“伍浩官究竟有多少錢，是大家常常辯論的題目。1834年，有一次，浩官對他的各種田產、房屋、店鋪、銀號及運往英美的貨物等財產估計了一下，共約2600萬銀元。”在西方人的眼中，伍氏就是當時世界上的首富，在《亞洲華爾街日報》評選出的1000年以來世界上最富有的50個人中，伍秉鑒是6個入選的中國人里唯一的商人。
伍家並非老字號的十三行世家，他的父親伍國瑩曾是潘啟家族同文行的賬房先生，後來在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扶持下自立門戶，創辦怡和行，伍秉鑒在32歲時繼承父業，歷20餘年，終於超越同文行成為行商的領袖——“商總”。
伍秉鑒的成功主要得益於二，一是誠實謙順、敢於吃虧的經商個性，二是與英美外資公司超乎想象的密切關係。
流傳至今的伍秉鑒故事大多與“吃虧”有關。1805年，一家外國商號按照約定將一批棉花運到廣州，貨到港後發現是陳貨，行商們都不肯碰，然而伍秉鑒卻收購了這批棉花，也因此虧了1萬多銀元，他對外商只說了一句話：“以後要多加小心。”還有一次，一位欠了伍秉鑒7.2萬銀元的波士頓商人，因為經營不善無力償還債務，欠款在身，離家多年卻不能回國，伍秉鑒撕掉了借據，讓他放心地回去。這些“小故事”讓西方人印象深刻，在他們的很多來往信函中，都稱伍秉鑒“在誠實和博愛方面享有無可指摘的盛名”，是一位非常值得信賴的商業伙伴。當時，行商與外商的交易雖然數額巨大，但雙方的貿易經營全憑口頭約定，從不用書面契約，人格信用自然成了做生意最重要的前提。
本文摘自《浩蕩兩千年》
中國企業史三部曲之三：浩蕩兩千年
中國的工商文明為什麼早慧而晚熟？中國的商人階層在社會進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中國的政商關係為何如此僵硬?對立？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最終將以怎樣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國特色”與普世規律之間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間？作為“中國企業史三部曲”系列研究著作的第三部，繼《激蕩三十年》、《跌蕩一百年》之後，在公元前7世紀到1869年長達兩千多年的時間跨度里，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繼續前兩部作品的研究主題，再次探尋國家與資本、政府與商人階層之間的關係，並試圖尋找出這些事關當代的問題的答案。作者的寫作表明，在高度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下，政府與工商階層的對立、緊張關係，貫穿於兩千餘年的帝國時期。兩千餘年來，國家機器對商業的控制、干擾及盤剥，是阻礙工商文明發展的最重要因素，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企業史，歸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本書中，以上問題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則還在大霧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