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節：經典經濟學在中國本土的驗證（上）：道德的感通(12)

　　曹植在《漢二祖優劣論》中指出："夫世祖體乾靈之休德，禀貞和之纯精，通黃中之妙理，韬亞聖之懿才。其為德也，聪達而多識，仁智而明恕，重慎而週密，樂施而愛人。故攻無不陷之壘，戰無奔北之卒。是以群下欣欣，歸心聖德。"諸葛亮則認為曹植論光武帝有失全察："將則難比於韓、週，謀臣則不敵良、平。時人談者，亦以為然。吾以此言誠欲美大光武之德，而有誣一代之俊異。何哉？追觀光武二十八將，下及馬援之徒，忠貞智勇，無所不有，笃而論之，非減曩時。所以張、陳特顯於前者，乃自高帝動多疏闊，故良、平得廣於忠信，彭、勃得橫行於外。""光武神略計較，生於天心，故帷幄無他所思，六奇無他所出，於是以謀合議同，共成王業而已。" "與諸臣計事，常令馬援後言，以為援策每與諧合。此皆明君知臣之審也。光武上將非減於韓、週，謀臣非劣於良、平，原其光武策慮深遠，有杜漸曲突之明；高帝能疏，故陳、張、韓、週有焦爛之功耳。"

　　二者之論，我當然取諸葛之論。因為諸葛經濟天下，文武兼備，理事圓融，能見常人所未見者，非書生之管窺之見。後世學人多持書生之見，以為道德仁義無非口說之詞，無非羸虛軟弱之輩，實在是未解聖賢經典真實義，不知聖人行事，行所當行，發大雷音非在聲高，做獅子吼意在發聩。不明孔夫子為什麼殺少正卯一事之內涵，空談儒學之新，仍不免門外漢之譏、入海量沙之笑！秦朝統一之後，劉秀為第一位复國中興之祖，所謂"史無前例"。詳究其迹，雖是前朝舊事，亦得以窺見天機之密、聖賢之意，古今不異。知仁不知強者，不謂知仁，百無一用。今日欲振興衰頹企業者，欲扭虧為盈者，乃至在經濟金融危機之下，欲領各業走出泥潭者，當沉潛思慮，摒棄邪說俗解，得真實造福之策，中興有望焉。

　　第三節 中國歷史上改革圖強事例的倫理評鑒

　　根據歷史資料記載，中國古代歷代王朝無不把經濟置於顯位。歷朝法典中，如《秦律》、《漢律》、《唐律》、《元典章》、《大明律》、《大清律例》等，都記載了豐富翔實的經濟制度。在各代史學家所著的典章制度中，經濟制度都居首要地位。唐朝杜佑在所著中國歷史上的第一部典章制度史《通典》中，將《食貨志》十二卷居其首。元代馬端臨《文獻通考》，首要二十七篇記載了田賦、國用、職役、徵榷等經濟制度的演變過程。

　　國家經濟是支援和維護各種社會制度產生和鞏固發展的物質基础。從這個意義上看，有歷史記載以來的中國社會經濟變革、發展，實際上是在中國本土經濟學指導下進行的，這一過程反映了中國歷史上各個朝代興衰更替的經濟原因。歷史上一些朝代的變法，也多是圍繞著國家財力而開展的。

　　古代稱"變法"，當代稱"改革"，二者沒有本質不同。對於歷史上的變法研究，汗牛充棟，但是截至今日，尚無人從倫理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其興敗得失。"卑之無甚高論"，唯從國家時運、人品端曲、性格和乖、機巧權變等方面分析其是否符合自然倫理。合，則成；離，則敗。善，則興；惡，則亡。順，則盛；逆，則衰。

　　一、商鞅變法：興國運 犯人情

　　秦獻公死後，其子孝公即位，時年二十一歲。當時黃河、崤山以東有強國六個，淮河、泗水之間小國十多個。楚國、魏國與秦國接界，魏國築長城，自鄭滨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他們都敵視隔絕秦國，阻止秦國和中原其他國家會盟。在這種不利的形勢下，年輕的秦孝公發憤，史書稱"佈德修政，欲以強秦"。 歷代總結商鞅變法的文章見解，無一不註重孝公用商鞅如何"修政"，而忽略了比修政更根本的因素，即秦孝公的"佈德"。《史記秦本紀》記載："孝公於是佈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並於週顯王八年（庚申，公元前三六一年）向全國頒佈王令："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栎陽，且欲東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其大意，在於：1．祖上"修德行武"，"開業光美"；2．內不修政佈德，外被攻伐奪地，國家蒙羞；3．述人之志，繼人之事，欲孝祖德，募賢興國；4．痛下決心，不惜與可強國者"分土"。

本文摘自《中國經典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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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土經濟學的貫通解讀：中國經典經濟學 在今天這個市場經濟繁榮的社會里，“經濟”成為了各行各業人們口中常說的詞匯，懂的或者不懂的，理解的或者一知半解的，仿佛了解“經濟”是一件時尚的事情，是現代人身份的標志，尤其是自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我國開始頻繁使用宏觀調控手段熨平經濟波動，各種經濟術語日益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使得原本在許多人看來高深莫測的“經濟學”大有“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之勢。然而，對於到底什麼才是“經濟學”、如何判定“經濟學”是否有效之類的問題，關心者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