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節：被鴉片擊潰的帝國(3)

　　除了在對外貿易上翻手覆雲，伍秉鑒在官商關係的處理上也與前輩潘啟一樣的高明，他跟廣東的地方官員保持了非常良好的互動，《廣州府志》記載，"伍氏先後所助不下千萬，捐輸為海內之冠"。1811年到1819年期間，受經濟景氣影響，十三行商人陷入集體低迷，伍秉鑒先是將他在羽紗業務中的利潤所得全數拿出來，按比例分給全體行商，然後又向濒臨破產的行商放債200餘萬銀元，使多數資金薄弱的行商不得不依附於怡和行，他本人的威望也無可撼動。

　　從一張油畫肖像來看，伍秉鑒長得非常清瘦，寬額、凹眼、細脖，一副南亞人的典型模樣。他個性低調，不苟言笑，據說"一輩子只講過一句笑話"。他靠捐錢得到了一個三品的頂戴，不過，除了極少數的日子，從不穿戴官服。他的西方合作者對他的評價是："誠實、親切、細心、慷慨，天生有懦弱的性格。"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充滿了商業智慧的低調商人，在有意無意中，扮演了"帝國掘墓人"的角色。

　　伍秉鑒的生意，從表面上看主要是茶葉和生絲的出口，而實際上，又與另外一項十分隐秘的進口業務有關。正是這項業務，導致了中國對外貿易情勢的"天地變色"，並進而造成國運陡轉。它就是鴉片貿易。

　　後 記

　　這是一個平凡而寧靜的江南午後，盛夏初至，所有的嫩綠都漸變為成熟的顔色，陽光從厚重的雲層外頑強地透進刺眼的光芒。高窗之下，大運河一如往昔地無言流淌，前不見來源，後不見去途。此刻，在我的週圍，有的只是善意的沉默，沒有思想，沒有問題，甚至，沒有歷史。

　　就這樣，在沒有任何徵兆的日子里，我結束了長達8年之久的漫長創作，一時間，手足無措。

　　"對歷史的本質我始終迷惑不解"，這是法國作家羅蘭·巴特的一句名言，我把它借用為《激蕩三十年》的序言標題。也正是從這里出發，我由近及遠，溯源而上，繼而完成了兩卷本的《跌蕩一百年》，然後是這部《浩蕩兩千年》。在整個創作的過程中，關於歷史的叙述和追問，始終挾帶著我對自己所處這個時代的期望、不安和恐懼。

　　中國的工商文明為什麼早慧而晚熟？中國的商人階層在社會進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中國的政商關係為何如此僵硬而對立？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最終將以怎樣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國特色"與普世規律之間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間？我所有的寫作都是為了一一回答這些事關當代的問題。現在看來，它們有的已部分地找到了答案，有的則還在大霧中徘徊。

　　我想起卡爾·波普爾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二卷中提出過的一個嚴肅問題："歷史有意義嗎？"

　　所謂的歷史，看上去是一些堅硬的存在，作為後來的研究者無非是從衆多的線索中尋找一切發生的"因緣"，然後以一定之邏輯，組合為自成體系的"結果"。悲劇性的可能有兩種，第一，研究者錯結"因緣"，得出荒誕不經的"結果"；第二，學習者自結"因緣"，得出超出研究者初衷的"結果"。

　　這兩個常常發生的悲劇，對研究者都是殘酷的懲罰，並最終得出"歷史沒有意義"的浩歎。提出這個問題的波普爾看來對此有很清醒的認識，他因而自問自答說："我主張歷史沒有意義。但這個主張並不意味著我們能夠為歷史所做的一切在政治權力史中顯得束手無策，或我們必須把它當做一種殘忍的玩笑來看待……盡管歷史沒有目的，但我們能夠把我們的目的賦予其上；而且，盡管歷史沒有意義，但我們能夠給予它以意義。"

　　波普爾式的無力感，以及因此促生出的理性頑固，至今讓我痴迷而不能自拔。

　　在創作"企業史三部曲"的這些年里，我深深感覺到，中國的經濟制度變革，若因循舊規，當然不行，而如果全盤照搬歐美，恐怕也難以成全。這就好比，舊瓶裝不了新酒，可拿別家的新瓶來裝，也會讓自家的美酒變味，這正是中國改革的難處所在。能否在傳統國情與普世規律之中探尋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正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使命。

　　史海苍茫，關山似鐵，我僅僅是一個旁觀者。我想，我已盡力，盡管這是那麼的微不足道。我寫出了所探尋到的若幹事實，它已構成為一種存在，如一件燒制完成的器皿，風雨如晦，獨立於一切之外。

　　本次寫作，我得益於衆多的先哲、前輩、相識或不相識的朋友，他們給予我的知識、鼓勵與批評，構成了寫作的重要部分。對於所引用的、重要的史料來源及觀點，我以兩種方式予以了呈現--在正文中直接引用，或在文後加以腳註。書中所有的錯誤，均由我承擔責任。

　　我最要感謝的，仍然是邵冰冰和吳舒然同學。"把生命浪費在美好的事物上"，這是我一貫來的生活準則，我無悔於8年的投入，不過，她們卻為我的工作犧牲了自己的生活，我將在餘生中拿所有的時間補償。

　　《佛經》中說："若佈施時，施者、受人及財物三事，皆空不可得。"

　　一切皆有法，應作如是觀，作者、讀者及作品三事，皆空不可得。

　　?我的一生中，這是一個"沒有意義"的午後。

　　吳曉波

　　2011年盛夏，於杭州

　　本書精華已為您連載完畢，謝謝閱讀

本文摘自《浩蕩兩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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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企業史三部曲之三：浩蕩兩千年 中國的工商文明為什麼早慧而晚熟？中國的商人階層在社會進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中國的政商關係為何如此僵硬?對立？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最終將以怎樣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國特色”與普世規律之間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間？作為“中國企業史三部曲”系列研究著作的第三部，繼《激蕩三十年》、《跌蕩一百年》之後，在公元前7世紀到1869年長達兩千多年的時間跨度里，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繼續前兩部作品的研究主題，再次探尋國家與資本、政府與商人階層之間的關係，並試圖尋找出這些事關當代的問題的答案。作者的寫作表明，在高度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下，政府與工商階層的對立、緊張關係，貫穿於兩千餘年的帝國時期。兩千餘年來，國家機器對商業的控制、干擾及盤剥，是阻礙工商文明發展的最重要因素，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企業史，歸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本書中，以上問題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則還在大霧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