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節：亂世思弘羊(2)
第五琦的專賣政策與漢武帝時期的辦法基本相同，此舉是自公元583年（隋文帝開皇三年）以來，在170多年之後，再一次實行食鹽專營。其令一出，鹽價頓時上漲10倍，由原來的每鬥10錢上漲到每鬥110錢，鹽價騰漲又造成糧食價格上揚，民間出現餓死景象。然而，以此為代價，政府收入大幅上漲，專賣僅一年，朝廷就增加了40萬貫（一貫為1 000錢）的收入。
第五琦之後，劉晏（公元716~780年）主管全國財政，他是唐代最著名的理財大師。
劉晏自幼聪慧，其"神童"之名被寫進了《三字經》。八歲那年，唐玄宗禅封泰山，劉晏獻《頌》，因文辞婉麗而被皇帝授予"太子正字"的官職，算是全唐最年輕的官員。《三字經》中就詠道："唐劉晏，方七歲。舉神童，作正字。彼雖幼，身己仕。爾幼學，勉而致。有為者，亦若是。"
劉晏從青年時就開始當官，從縣令逐級升遷，在"安史之亂"爆發後的第二年（公元756年）被任命為度支郎中，即戶部主管財政收支的副長官，到叛亂平息的公元763年，他取得剛剛登基的唐代宗的信任，升任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相當於副宰相，同時兼領人事和財政事務，成為帝國最重要的行政首長之一。他前後主管天下財政長達20多年，是有唐一代任職時間最長的財政長官。
在財經思想上，劉晏並無特別的創見，基本上是"桑弘羊再世"。在當時的知識精英階層，桑氏之名已然敗壞，然而就如同桑弘羊力排衆議地褒揚商鞅一樣，劉晏亦視桑弘羊為楷模，在一份致前輩長官的信中，他表示要"像賈誼那樣為复興漢室而努力，學習桑弘羊的功利之術，竭盡全力，以報答前輩的知遇"。與桑弘羊相比，劉晏身處於皇室權威急速下墜之際，所面對的局勢當然更為兇險，為了重現中央集權，他的手段更加巧妙。
第五琦的鹽政類似於戰時政策，過於霸道，其弊有二，一是政府完全控制了定價權，市場彈性喪失，導致鹽價暴漲；二是官府賣鹽，多設機構，開支浩大。劉晏主政後，對其進行了部分修正。首先，他把統購統銷政策改為"民產-官收-商銷"，這個辦法大大減少了鹽政機構龐大的人員和行政成本。其次，他在全國13個重要產鹽區設立巡院，一方面打擊私鹽，另一方面則保護獲得政策牌照的鹽商的利益。其三，他制定了"常平鹽"制度，以保證非產鹽地區的鹽價供應，防止投機商人囤鹽牟利。
若比較劉晏的鹽法與之前衆人--從桑弘羊到第五琦--的不同可以發現，他的"民產-官收-商銷"是一個效率更高、更註重利益分配的官商合營模式。這些措施果然立竿見影，食鹽專賣收入逐年增加，10多年增長了15倍，以至於占到了全國財政收入的一半。這也是財政史上，鹽稅占國庫收入最大比例的時期之一。
本文摘自《浩蕩兩千年》
中國企業史三部曲之三：浩蕩兩千年
中國的工商文明為什麼早慧而晚熟？中國的商人階層在社會進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中國的政商關係為何如此僵硬?對立？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最終將以怎樣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國特色”與普世規律之間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間？作為“中國企業史三部曲”系列研究著作的第三部，繼《激蕩三十年》、《跌蕩一百年》之後，在公元前7世紀到1869年長達兩千多年的時間跨度里，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繼續前兩部作品的研究主題，再次探尋國家與資本、政府與商人階層之間的關係，並試圖尋找出這些事關當代的問題的答案。作者的寫作表明，在高度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下，政府與工商階層的對立、緊張關係，貫穿於兩千餘年的帝國時期。兩千餘年來，國家機器對商業的控制、干擾及盤剥，是阻礙工商文明發展的最重要因素，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企業史，歸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本書中，以上問題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則還在大霧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