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節：長安城里的商人(3)

　　唐初諸帝對商人的壓抑仍然是不假顔色的。開國皇帝李淵規定"工商雜類不預士伍"，緊閉商賈從政之門。李淵駕崩，輔佐父親打下江山的次子李世民即位，這就是著名的唐太宗，後世以"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並稱，視之為一代大帝。就如同秦始皇和漢高祖都非常讨厭儒生和商人一樣，李世民也讨厭兩類人，分別是世族子弟和商人。

　　唐太宗對世族力量十分警惕，盡管科舉的推行已在制度上解決了問題，可是民間思維卻仍然根深蒂固。有一次，他讓禮部把天下的姓氏譜牒全部收集起來，修成一部《氏族志》。禮部呈上來的資料，以傳統的世家大族崔家為第一等，這讓太宗大為光火，他說，"我跟山東的崔家、盧家也沒有什麼舊嫌，可是他們已經世代衰微，沒有出過什麼了不起的大人物了。我現在定氏族，是要崇尚我大唐的冠冕人物，怎麼能以崔家為第一等！"於是，他親筆朱批，提出"不須論數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在他的干預下，天下姓氏合293個，共分九等，崔家降為第三等。呂思勉在《隋唐五代史》中評論說，"盡管太宗這種公開羞辱的做法有點牽強，不過其宗旨正在於打擊世族勢力，否定血緣階級"。

　　對於民間商人，唐太宗也跟前代君王及父親一樣，主張將之排斥在主流社會，特別是政治圈之外。他曾囑咐重臣房玄齡："朝廷的各種官位，都是為賢人們準備的，那些工商雜流，即便人才出衆，也只可以讓他們多多發財，一定不能授以官職，使得他們能夠與賢人君子並肩而立，同席而食。"這段話在後世非常出名，被歷代治國者奉為圭臬，視為一項毋庸置疑的基本國策。此外，唐太宗還在服飾上對各種身份的國民進行特別的識別，五品以上的官員可以穿紫袍，六品以下的穿绯綠的官服，胥吏的衣服是青色的，一般百姓是白色的，軍士是黃色的，而商賈則必須是黑色的。

　　高祖和太宗的蔑商做法，一直被他的子孫們所沿用。唐高宗時期，下令工商人士不得騎馬--"禁工商不得乘馬"。文宗時期，規定商賈及其妻子不得乘坐帶有檐子的馬車，並指出最近出現了商賈騎著裝飾華麗的高頭大馬四處馳騁的景象，再度重申商賈不能騎馬的命令。

本文摘自《浩蕩兩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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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企業史三部曲之三：浩蕩兩千年 中國的工商文明為什麼早慧而晚熟？中國的商人階層在社會進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中國的政商關係為何如此僵硬?對立？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最終將以怎樣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國特色”與普世規律之間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間？作為“中國企業史三部曲”系列研究著作的第三部，繼《激蕩三十年》、《跌蕩一百年》之後，在公元前7世紀到1869年長達兩千多年的時間跨度里，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繼續前兩部作品的研究主題，再次探尋國家與資本、政府與商人階層之間的關係，並試圖尋找出這些事關當代的問題的答案。作者的寫作表明，在高度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下，政府與工商階層的對立、緊張關係，貫穿於兩千餘年的帝國時期。兩千餘年來，國家機器對商業的控制、干擾及盤剥，是阻礙工商文明發展的最重要因素，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企業史，歸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本書中，以上問題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則還在大霧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