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不確定的歷史語境

　　    毫無疑問，一名成功的企業家必然有屬於他自己的思想體系。按照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兩種路徑進行觀察，企業家的思想體系應該鎖定在工具理性之上，比如比爾·蓋茨只是一名互聯網工具的思想者，巴菲特只是一名股票投資大師，而年輕的佩奇和佈林，也僅僅只是網路搜索的發明人。他們都是工具層面的思想者，或者說他們用一種新型的工具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間接拉動了人類思想史的演變。他們的工作可能不關心價值體系，盡管他們有著自己最為清晰的價值底線；他們也不太關心制度設計，一個最不壞的國家制度陳列在那里，為他們的工具理性思考提供了足夠大的制度性保障。中國的企業家就不一樣了，大多數的企業家會認真思考他擁有哪些看上去不錯的政府資源；而一個制造業的企業家會思考他的產業結構是否與政府利益沖突；一個做門戶網站的企業家會思考他應該在新聞條目里怎麼繞開那些敏感的信息；而同樣是做網路搜索，中國的企業家會思考設定哪些敏感詞，或者思考怎樣為客戶提供準確、及時的信息遮蔽服務。政府關係似乎從來就是中國企業家思考的首要主題。不過，我們也發現了另外一道醒目的風景：中國的一部分企業家在勞碌的管理之餘，正在進行一些與價值理性有關的思考。比如孫大午，他甚至要在他那間不太大的企業里，獨自實現他的憲政夢想；比如陳東升，他會用一種非常學理性的語言，對中國百年改革開放歷史進行理性思辨。而在相當多的中國企業中，企業家們更熱衷於把某種主流意識形態當成他們經營管理的工具，企業家的思想總是與一個時代的意識形態有關。

　　    這就是西方企業家和中國企業家之間的差別！如果說西方企業家最核心的工作是創新，那麼中國企業家最核心的工作，則是應對不確定性。這種有一些經濟學意味的分析讓我們豁然開朗。所謂不確定性，我們可以劃分為市場的不確定性、政策的不確定性，或者叫做制度的不確定性。創新則可以劃分為技術的創新、商業的創新與體制的創新。我們看見太多的中國企業家在種種不確定性的陷阱中打滾。我們總是忙於應對政策的不確定性，忙於制度創新，而西方企業家則只是忙於應對市場的不確定性，忙於技術的、商業的創新。可以肯定地認為，在30年的改革開放歷程中，中國企業家大量的精力都在應對體制政策的不確定性，都在從事制度的思考和創新。

　　    事實上，一個時代的企業思想家，他們的主要精力應該放在應對市場的不確定性上，去研究消費者的偏好，研究市場的變化，研究技術的變化，而絕不是忙於思考官商勾結，思考暗箱操作，思考怎樣回避政策風險，又怎樣從政策的空當中謀求不恰當的利益。我們甚至可以認為，一個具體的企業家，他本不應該把大量的思想力放在國家制度思考上，無論是專制制度，還是憲政制度，自有政治家去思考，去實踐。企業家最大的使命，是讓他管理的企業贏利，是他所推出的產品，最終能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方式。

　　    可惜，在中國，沒有哪一個企業家能拔著自己的頭髮上天。他們必須一手擋住歷史的陰影，一手尋找當下的財富。此情此景，我們可以責怪政府太大，市場太小，責怪不完全、不充分的市場分工浪費了企業家的才華；我們也可以責怪所謂的企業家更多的意義上可能只是政府的一名食客，他們的建設性價值一直停留在非常原始的水準上；我們還可以責怪企業家自身定位不清晰，經常做出一些超出自己本分的舉動。以至於有人戲言，這個時代的商人像政治家，政治家像商人，商人像學者，而學者則像商人。但這樣的責備顯然不理性。事實上，我們應該越過一些激越的議論，在歷史里尋找答案，我們相信，無論是學院思想家，還是企業思想家，都必然來自歷史，又將成為歷史。我們每個人都處在某種承上啟下的歷史地位之中。

本文摘自《我的自由選擇》

---

　　 在當下的中國，很少有人能把經濟學的常識寫得如此靈性而且優美。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經濟學美文，以至於讀者不得不感歎，原來經濟學像詩歌一樣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