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節：勞動者：拼命奔跑才能留在原地
勞動者：拼命奔跑才能留在原地
通脹對於賺取勞動報酬的勞動者，同樣不利。
在通貨膨脹下，勞動者需要讓自己的工資跑過 CPI，才能保證自己的利益不受通脹損害。就像《愛麗絲漫遊仙境》中的紅皇後所說的那樣：“你要拼命奔跑才能留在原地。 ”
張先生的月固定工資為 3 000元，當價格不斷上漲時，他獲得的工資的購買力則不斷下降。更為不幸的是，如果張先生在和雇主簽訂的合同中，未就固定工資隨物價上漲而上漲做出規定時，那麼他就只能眼看著每月的實際薪水不停的貶值。
為了保證勞動者的生活不受通脹威脅，在工會的推動下逐漸形成了兩種工資調整方法：談判式工資調整法和指數化工資調整法。中國採用的是談判式工資調整法，即依賴於勞資雙方的集體談判來決定工資調整幅度。
而工資指數化是指工人的工資隨物價指數浮動，按照價格指數自動調節收入的一種工資制度。實施辦法是將工人的工資與職工生活費用價格指數挂鈎，並把具體挂鈎的辦法、挂鈎指標的計算等通過法定形式或法規確定下來，以保證工人的實際工資收入不受價格上漲的影響。
工資指數化體系最早始於英國。 1942年，一個負責調查工資問題的調查委員會提出，當 CPI在 3個月內超過了某個最低臨界點時，就應該給所有工薪人員發放生活補貼費。最早使用工資指數化來調整工資的是美國通用汽車公司，之後，以色列、比利時、意大利、巴西等國家也紛紛開始實
在中國，由於工會力量與西方不同，實行談判式工資調整法並不能保證勞動者在通貨膨脹下的權益。結果，“工資漲（長）得像眉毛一樣慢，物價漲（長）得像頭髮一樣快”。然而自 2002年以來，中國城鎮在崗職工平均工資年增幅都在 10%以上，大大高於 CPI的增幅，部分年份甚至超過了 GDP增幅。許多人對國家統計局的數字提出了質疑。在某紡織廠工作的劉小姐認為統計數字有點“虛高”。她表示，“平均工資每年漲 10%還多？可我已經四年沒漲過工資了。 ”
像劉小姐這樣的人還有很多。老百姓感覺統計數字虛高的最根本原因在於，國家統計局給出的工資增長統計是一個平均概念。增長較快的那部分自然會拉高平均值，使其他工薪族產生強烈的“被增長”的感覺。以北京為例， 2007年，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 46 507元，但有 57.4%的職工工資在平均線以下。其中，證券業平均工資在 20萬元以上，而紡織等行業的平均工資則低於 2萬元。不難想象，只要證券業工資上漲一小步，包括紡織業在內的平均工資就會“被增長”一大步。
生產者：價格轉移者VS調控替罪羊
在通脹發生初期，生產者受到的損害相對較小，因為當上遊原材料價格上漲，企業可以通過提高本企業產品價格，在一定程度上將這部分新增成本轉移給下遊廠商，最終轉移給消費者。企業對上遊產品價格上漲的轉移能力與其對市場的控制能力密切相關。例如，中石油的成本轉嫁能力就明顯要強於一般制造企業。
不過，即便是通脹成本轉嫁能力最強的企業，在持續高通脹下，最終也難以明哲保身。首先，持續通脹使老百姓的購買能力下降。其次，持續通脹使企業面臨來自工人加薪的巨大壓力。最後，政府為抑制通脹而採取的緊縮銀根措施有可能使企業陷入資金流動性不足的危險。
對於中國廠商來說，通脹壓力可能更多來自政府的貨幣緊縮政策。 20世紀 80年代末期以來的每一輪通脹都引來政府猛烈的貨幣緊縮，而每一輪緊縮都造成企業的資本成本高企，甚至大批中小企業倒閉。 2011年以來的持續緊縮已經把中小企業的實際貸款成本提高到 10%～ 20%，廣東、浙江等十多個省的中小企業經營壓力甚至超過 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
2011年 7月，山東青島新盛衣服裝有限公司租賃的廠房里，工人們正在埋頭縫制保暖內衣，機器飛轉。可這一景象並沒有讓總經理高興起來。讓他發愁的不是訂單，而是資金。由於保暖內衣的生產具有很強的季節性，通常是 4月開始生產， 8月開始出貨，這期間都在進料、趕工，大量資金壓在生產上，“錢荒”成為了制約工廠發展甚至威脅到生存的最大障礙。因為沒有抵押物，這家公司根本無法從銀行渠道取得貸款。
2011年，像新盛衣服裝有限公司這樣陷入“錢荒”的中小企業數以萬計。它們在經濟運行正常的情況下本來就面臨著融資難題，如今趕上控制信貸、貨幣緊縮，日子更加難過。
本文摘自《滕泰透視通脹》
中國理性抗通脹第一書：滕泰透視通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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