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生活（2）

　　亞里士多德心目中的美好生活

　　亞里士多德對美好生活的定義是什麼？通過大量術語，他將其概括為對知識的追求：“最美好的事情就是理解……這種活動是至高無上的，因為理解是我們身上的最強要素。”他認為“幸福來自某種形式的研究，研究是最高的善”，這主要是因為研究需要“理性”，而理性是把人類同其他動物區分開的主要能力。他補充說，這一概念也符合他的實際觀察：其他動物感覺不到幸福。

　　先撇開動物的議題，亞里士多德的核心觀點是，隨著理解能力的提高以及作為基础的財富的增長，一個人可以達到越來越高層次的滿足，而不是在原有的層次上重複享受。從知識積累和知識追求中獲得的滿足是最高級的最終產品。收入水平越高，用於這些高層次追求的支出比例就越大。從這個意義上講，它們是最高的善。

　　亞里士多德把“最高的善”和“至高活動”局限在獲取知識上，這與現代價值觀並不相符。他似乎把追求知識當成了純粹的目標。脫離了手段，對知識的追求就成為一種苦修，只在密室里開展，只能從偶爾的團隊研習或朋友之間的對話中獲得靈感，採取這種行為方式的往往是數學家、理論物理學家、哲學家和歷史學家之類的學者。毫無疑問，亞里士多德的這種狹隘看法與其社會背景的局限有關，他本人就是被封閉在由經典知識而非實際技能組成的世界里，只能通過苦修的傳統道路獲取進步。

　　對於美好生活的原始表述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如果“最高的善”只包括沒有任何實際用途的理論知識，在社會的生產效率越來越高、越來越富裕時，可以用於追求此類知識的閑暇時間也將越來越多，但這些知識在市場上沒有任何商業價值。根據這樣的理論，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從某個時點開始，產品的生產和銷售規模將不再擴大，因為人們把更多的消遣時間都用來追求知識。這正是凱恩斯在《我們孫子輩的經濟可能性》（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一文中所做的預測。讀了這篇文章，有的人十分推崇，有的人卻感到害怕。但我們並未看到這樣的結果。很明顯，如果我們把知識的範圍拓寬，並將人們知識之外的其他一些目標考慮在內，這個悖論自然會消失。

　　下面我們將介紹後來的思想家的貢獻，亞里士多德還會被時常提及。

　　實用主義者的美好生活

　　後來的哲學家和作家並沒有察覺到他們同亞里士多德的觀念有了偏離，他們主要關註其他類型的知識和追求知識的活動，但繼承了亞里士多德對需求層次的基本觀點：對知識的需要和知識的地位是最有價值但也最昂貴的善。

　　亞里士多德之後的人文主義作家和哲學家引入了實用知識，這種知識顯然不是因為自身就具有價值，其中很多並不系統，根本就沒有文獻記錄。這些人文主義者還引入了在獲取這些知識時開展的類型完全不同的活動，並且將獲取這些知識的世俗背景考慮在內。

　　實用主義者就是其中的一種類型。他們得此名的原因是，關註實現目標的手段，註意到某些手段可能有價值，某些可能沒有價值。他們其實並不是那麼功利地只關註追求的目標。實用主義者關註知識的獲取及其在生產或其他方面的用途。人們在工作生活開始時當然需要擁有一定的知識儲備，在解決常見問題時又會獲得更多新知識。為了取得成功，他們必須能夠滿足技術方面的要求：解決問題是成功的重要因素。在這個過程中獲得的大量知識通常是令人愉悅的：無論其目的是不是追求知識本身，都會給人們一種掌控感和自立感。

　　實用主義群體的早期代表人物是古羅馬詩人維吉爾（Virgil），他生於公元前70年（比亞里士多德大約晚300年）的波河流域的農民家庭，在奧古斯都時期移居羅馬。維吉爾的著名詩篇《農事詩》（Georgics）之前一直被視作關於農業的初級讀本，實際上，它在更深層次上是在探讨人性和古羅馬文化。這部作品用了很大篇幅贊美農民掌握和應用的豐富知識，包括耕地、植樹、圈養牲畜和蜜蜂等，表達了農民對工作的熱情和豐收的喜悅。這部作品包含了維吉爾的不朽名句：知其所以然，幸福自然來。

　　伏爾泰也屬於這一群體，在他從事寫作的18世紀後期的法國，封建領主的勢力正在萎縮，工商業的發展機遇被打開，他表達了行動在生活和工作中的重要性。他在其不朽作品《老實人》中寫到，行動不需要任何社會理由或者是非判斷。伏爾泰建議我們把這些都忘掉，因為商業活動本身就具有意義，而且能帶來豐厚的回報。在倫納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作曲的音樂劇《老實人》的最後一幕，作曲家斯蒂芬·桑德海姆（Stephen Sondheim）借用伏爾泰的原作，用四句話提煉了伏爾泰思想的精華：

　　我們既不纯潔、聪明，也不善良，

　　我們只是盡自己所能做到最好，

　　我們要修建自己的房屋，砍伐自己的木頭，

　　把我們自己的花園打理得生機勃勃。

　　伏爾泰認為，社會缺乏相應的智慧、專業知識和善意，因此無法設計、運行和維護可能實現的最佳經濟結果。盡管對很多重要的事情知之甚少，但我們可以在社會允許的範圍內專注於自己的事業，進而擁有美好生活，形成一個近乎完美的經濟體。伏爾泰鼓勵我們利用已經掌握的以及在前進過程中積累的知識和經驗，使生活變得更有趣味、更有收獲。我們也可以這麼理解，是法國經濟學家首先發現了企業家的關鍵作用。

　　在20世紀中葉，人們更加關註職業生涯帶來的滿足的性質，以及個人掌握和利用的知識對這些滿足感的作用。這方面的思想先驅是約翰·杜威——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和影響哥倫比亞大學幾十年的學術巨頭。杜威先於哈耶克認識到，普通工人掌握了工作過程中需要的大量專業知識，並強調人們需要在解決問題的活動中充分利用這些知識。即便是普遍教育程度的工人也可以參與其中並獲得知識進步，通過解決工作中遇到的問題，或者完成其他人安排的適當任務，可以掌握某些技能（知識的一種類型）。此外杜威似乎還認識到，每個工人都可能知道其他人不知道的事情，因此，工人們完全可以圍坐在會議桌前進行內部讨論，為當前的問題尋找最佳解決方案。

　　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Abraham Maslow）在1943年發表的影響深遠的論文中對人類的需求進行了分類，在分類時，他為精通某種技能或產業（通常是經過學習培訓）的需求留出了位置。這種需求緊隨最基础的生理需求和第二層級的安全需求。馬斯洛還認識到了參與問題解決過程的需求，這是一種“自我實現”的需求。

　　約翰·羅爾斯在其關於經濟正義的權威著作的結尾處，非常清晰地描述了實用主義流派關於美好生活的理念——他稱其為“亞里士多德派”的觀點。人們在職業生涯中通過發掘自己的天賦或能力獲取知識，這是自我實現的本質。這種自我實現（或者我們能夠做到的部分自我實現）是每個人都具有的核心動力。羅爾斯的論述清晰有力：

　　人類喜歡發揮他們的能力（包括天賦和後天獲取的能力），能力發揮得越充分、複雜性越強，這種愉悅感就越強烈……這是一種激勵規則，是許多欲望的根源……還有，它表現為一種心理規律，影響著我們的欲望組成的變化，而且意味著一個人的能力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得到提高……在人們培養起這些能力並掌握使用技巧後，他當然願意從事他的新技能能夠勝任的更複雜的事務。他在以前能獲得滿足感的簡單事務已不再有足夠的吸引力……現在我們可以接受亞里士多德規則了，在考慮到其他假設的情況下，發揮和培養熟練技能通常是理性的選擇……在環境允許的情況下，理性的選擇可以使人動力十足，並且盡可能發揮其最大現有能力。

　　阿瑪蒂亞·森1992年和1999年的著作是對這個學說相對較新的補充。森指出，目前對於亞里士多德定義的美好生活的思考缺失某些基本內容。現在仍在講授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先不管是否排斥其他學派）把“效用”或幸福當作一系列產品和休閑選擇的函數，這種幸福還可以被視為消耗的資源的間接函數。仿佛經濟生活的參與者都參加了一場綜合性的一次性大拍賣，將他們的整個未來投入交易。森對此表示反對。在他的“能力方法論”中，人們生活中獲得的所有滿足都要求具備相關的“能力”——做事情的能力。選擇獲取何種能力是實現滿足的一部分。因此，他贊同馬歇爾和缪達爾關於工作具有吸引力的說法（參見第三章）：

　　除了間接聯繫以外，能力與福利之間還有直接聯繫……福利直接取決於能力的發揮。選擇本身就是生活中很有價值的組成部分。因此，從嚴肅的選項中做出真誠的抉擇可以被視為一種收獲……

　　至少某些類型的能力對福利有直接影響，能使人們的生活擁有更多選擇機遇。

　　森並不是在想象選擇的樂趣，他指的是在環境改變時，有能力選擇新道路所帶來的深層次的滿足。（“彩票中獎了，我將做出明智的決定，離開礦山，去上聲樂課。”）

　　森的思想深處可能還隐藏著一些思考。羅爾斯的理論有一個新古典世界的隐含假設，即可能存在隨機事件，但由於其概率是已知的，所以不會影響“自我實現”前景的清晰度：由於概率是已知的，個人發展的進步空間也是明確的。然而在現代經濟中，在一代人的時間裡，幾乎肯定會發生經濟形態的某些根本性的改變，而我們卻完全不知道那將是什麼。在這種經濟里，人們在某種情景中發展的自我可能和在另外的情景中發展的自我存在巨大差異。人們在生活中“實現”的不僅是發展的程度，還涉及發展的方向。在這樣的世界里，自我既不是固定的，也不符合固定的運動定律，所以自我的概念不具有解釋價值。在電影《亨利五世》（Henry Ⅴ）中，哈爾王子談過人生發展中可能遇到的跌宕起伏，他在加冕兩年後準備與法國的偉大戰爭時說:“我已經告別以前的自己。”

本文摘自《大衆創新如何帶來國家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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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書中，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德蒙R26;費爾普斯根據畢生的思考對此提出了革命性的觀點。為什麼經濟繁榮能於19世紀20年代到20世紀60年代在某些國家爆發？它不但生產了規模空前的物質財富，還帶來了人們的興盛生活——越來越多的人獲得了有意義的職業、自我實現和個人成長。
　　費爾普斯指出，這種興盛的源泉是現代價值觀，例如，參與創造、探索和迎接挑戰的願望。這樣的價值觀點燃了實現廣泛的自主創新所必需的草根經濟活力。大多數創新並是是亨利R26;福特類型的孤獨的夢想家所帶來的，而是由千百萬普通人共同推動，他們有自由的權利去構思、開發和推廣新產品與新工藝，或對現狀進行改進。正是這種大衆參與的創新帶來了庶民的繁榮興盛——物質條件的改善加上廣義的“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