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為什麼會衰落（2）

　　金錢文化、自負心理、做和想

　　曾於20世紀80年代擔任法國總統的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夫人丹尼埃爾·密特朗在去世前不久接受RTL電視台採訪時批評了法國的經濟文化：“衆所週知，今天的制度建立在金錢的基础之上。金錢是導師，金錢決定著一切。”這一論斷不但明確指出如今比過去有著更強烈的“向錢看”的傾向，而且意味著資本主義是靠金錢驅動，而密特朗、貝當或考伯特（法國路易十四時期的政治家）主張的社團主義則不是。然而在社團主義經濟制度中，尋租和庇護行為也在追逐金錢，與前現代資本主義和現代資本主義一樣。但與社團主義不同，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主要推動力除了人們對利益和金錢的追逐外，還在於他們想創造不同的願望：為社會做出貢獻，讓自己青史留名或者參與激動人心的事業。

　　即便在美國，金錢在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也頗具誘惑力。收入最高的1%的群體十分在乎少交稅，而剩餘的99%的群體十分渴望政府對高收入者嚴加看管——如果媒體上的議論準確的話。這些景象實在令人印象深刻。我們在探究經濟活力下降的原因時需要解決的問題是：與20世紀60年代或20年代相比，金錢在今天的影響力是否更大？知名哲學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曾深入觀察過金錢在20年代的美國的地位。他註意到，除經理人外，其他員工對業務都沒有發揮想象、思考或投入感情，於是希望通過雇員聯合體培育一種“新個人主義”。他的巨大貢獻是，把員工的想象力、思考力和情感引入公共議題：過程同樣重要，目標的正確並不代表手段的正當性。杜威在1929年寫道：

　　我們生活在金錢文化中……人生的價值由在金錢遊戲中展現出來的能力決定……工薪階層的父母最大的夢想就是讓他們的孩子進入商務階層或專業階層……最受贊譽的個人品質是對自身利益的清晰判斷，以及不惜任何代價進行捍衛的決心。

　　杜威繼而分析了這種新 “金錢文化”可能的來源：

　　工商界追逐利潤並不是什麼新鮮事……而是古已有之。然而機器的發明賦予它們前所未有的強大力量和影響範圍……機器和貨幣的最新組合形成了當代文明的金錢特徵……這颠覆了個人主義觀念的以適應金錢文化的現實。

　　杜威的說法可以朝不同的方向解讀。市場規模的擴大刺激了高層經理人要求更高薪酬的欲望。里根時代下調高層經理人、銀行家和投資人的高端所得稅稅率，也促成了20世紀90年代對金錢的瘋狂追求，而這種瘋狂又被佈什在21世紀前10年的減稅政策繼續放大。用杜威的觀點來看，隨著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全球化進程和90年代的信息技術革命，金錢文化在世界範圍內再度被強化：從上海到慕尼黑再到矽谷。企業走向世界、個人成為億萬富翁的壯麗景象很自然地點燃了許多企業和個人的激情。股票市場在60年代的巨大收益，私募股權機構在80年代通過並購積累的財富，以及90年代的互聯網投機熱潮，都證明了獲得永無止境的超級回報的可能性。

　　本章要回答的問題不是“貪婪到底好不好”，這是下一章的話題，現在的問題是，對金錢和財富的欲望升溫，與70年代早期以後美國經濟增速顯著放緩有沒有關聯——導致增長率下降、失業率上升、工作滿意度下滑以及大規模財政刺激、監管機構的失職和投機熱潮？答案是肯定的。追求財富與追求創新之間存在沖突，很多人因此離開了創新之路。而且投資人和經理人對掙快錢的興趣提高了，金融業通過增加資金槓桿在其熟悉的領域投入巨額賭註（對居民家庭貸款、從事政府債券和外幣交易等），並進入沒有太多經驗的領域（資產抵押證券和信用掉期交易等）。而實業部門的擴張和投資則被擠壓。由於可觀的金錢回報，越來越多有天賦的年輕人選擇投身金融業，而非產業部門。大量資本也從產業部門轉移到金融行業。由於這種趨勢是全球性的，不能完全依靠外幣存款提供資金，本國的產業投資必然會受到影響。

　　對金錢的過分痴迷無疑是美國社會好訟的一個重要因素。有些人羨慕他人才華，但對此幾乎無可奈何而嫉妒他人財富的人卻可以抓住（必要時甚至故意制造）機會起訴對方。訴訟文化必然使創新經濟失去某些活力，因為人們把寶貴的時間和精力用於相互間的訴訟，而非創新。矽谷的一位企業家評論說，當下的新興企業需要的律師數量和工程師數量一樣多。

　　還有幾位觀察家分析過當代社會主流文化發生改變的其他原因，其中撒切爾夫人的觀點與我們頗有共鳴：她發現，過去人們更渴望做成某事，而不是獲得某個社會地位。在社會地位或身份為主導的文化中，人們為壓倒他人而戰，只想著往上爬，而不是創造財富，傑出的成就反而得不到承認。這種文化會貶低有成就的人通常具有的品質（如意志力、判斷力和關懷），卻對他們平時的習慣和小毛病吹毛求疵。近年來，許多描寫傑出人物的傳記，通行的寫法都是關註主人公的失敗之處和違法亂紀行為，包括埃德溫·哈勃（Edwin Hubble）、愛德華·霍普（Edward Hopper）和艾爾弗雷德·希區柯克（Alfred Hitchcock）的傳記等。最近有關託馬斯·傑斐遜的傳記更是如此，書中描寫他贊同奴隸制，實際上他對於奴隸制的厭惡在他的公職活動中表露無遺。某些評論家把更多的篇幅用於指責批判，而不著力描寫他們作品的主人公因為哪些貢獻受到後世的認可和崇拜。諷刺的是，最近有人評論撒切爾夫人的傳記電影《鐵娘子》，說這部影片是在“講述她個人生活的痛苦”，而電影實際上追溯了她的整個職業生涯，並用大量鏡頭記錄現場活動、演講、政治談話、政治經濟狀況和她週圍的社會，包括她想“做成某事”的評論。

　　然而，美國的社會分歧已滑落到更低的層次。最近幾十年，一種自我中心或自以為是的文化發展起來。許多曾經不斷嘗試新觀念的學者如今自視甚高，從來不做研究卻到處指手畫腳。打進陌生電話和發送垃圾郵件的人給他人的印象仿佛是有緊急情況讓他們有充足的理由打擾別人的生活。十幾歲就生育小孩的女生像養育宠物一樣強調自己的重要性。這種自以為是的感覺的不斷增強，有助於解釋社會安全網路的費用不斷上漲，它人為地增強了私人財產無法提供的經濟獨立性，使企業更難找到忠誠和願意努力工作的員工。這種生活態度也使新興企業更難招募到具有主動精神、願意說明他人、擁有專注力和判斷力的員工，這些都是成功的重要基础。自以為是的文化也是訴訟泛濫現象的一個原因。

　　美國的許多觀察家都讨論過所謂的青春期文化崛起的現象：年輕人通常都願意冒險，許多金融企業也一直在拿老本當賭註。這些觀察家發現，人們的儲蓄意願有所減弱，但一個國家的高儲蓄並非高水平創新的必要條件，因為可以從外幣儲蓄或者其他投資活動中把資源轉移過來。然而，開發創造性的新產品卻離不開願意獻身的企業家。不管這些創新專案有多麼吸引人，如果企業家把開發專案需要的資金用來給自己發工資，專案還是很有可能失敗。不幸的是，19世紀的新興企業通常具有的這種可以在一兩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內為了事業而勤儉節約的精神，如今已經萎縮。投資社交媒體的風險資本家彼得·蒂爾（Peter Thiel）在和初出茅廬的新興企業的首席執行官會面時發現，這些年輕的企業家都給自己發10萬美元以上的年薪——直到他遇到只給自己發很少工資的臉譜網的馬克·紮克伯格為止。此外，原創性要求人們願意並有能力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保持高度的專注力。最近幾十年，這種能力也在減退。一位教育專家告訴著名作家埃利·威塞爾（Elie Wiesel），莎士比亞的《裘力斯·恺撒》（Julius Caesar）已經沒法在紐約州的高中講授了，因為學生們沒有足夠的專注力把作品讀完。很多人已註意到，今天的年輕人獨處的時間總體而言比上代人要少。在20世紀40年代後期到60年代中期，進入勞動力隊伍的人里有很大一部分當時還是少年心態，他們從成長中學會了獨立思考和追逐夢想。自那以後，這種保持童心的人變得越來越少。有時間獨立思考的人如今還會受到社交媒體的吸引——這是一種通過網路實現自我滿足的經濟。今天的年輕人需要通過博客、電子郵件和推特（Twitter）等工具保持密切聯絡，這佔據了思考的時間，強化了人雲亦雲的風氣。越來越多的人願意接受其政黨、宗教或朋友的安排，而不是通過工作努力爭取自己的位置。這種循規蹈矩之風不對產業界的創新造成消極影響才怪。

　　隨著美國經濟中群體現象的興起，人們或許會認為群體的支援會增強安全感，而感到安全的人會願意冒險、創新。然而，群體的運轉也可能導致人們更加不願意失去群體利益，例如收入水平和雇佣狀態。

　　除上述的新價值觀外，某些傳統價值觀也開始复興，從另外一個方向破壞經濟活力。例如，重新關註家庭價值觀的風潮給企業增加了壓力，允許員工在家辦公，目前很多員工也的確獲得了這種權利。大批員工離開辦公室肯定會減少員工之間的交流，這不但會弱化遠距離辦公員工的創新能力，也同樣會影響留在辦公室的人。這不僅僅是猜測。一篇頭版的新聞報道就描述說，雅虎公司近年來在家辦公的員工比例增加到令人擔憂的程度，以至於新任公司負責人瑪麗薩·邁耶（Marissa Mayer）在2012年大膽採取行動，把在家辦公的員工請回了辦公室。

　　總之，現代價值觀依然可貴，依然有利於豐富生活和個人成長，這是本書倡導的主題的基础，而本書的主題是，草根活力和自主創新必須成為每個有能力做到的國家的發展目標！傳統價值觀並不都是有害的，一個能夠包容現代價值觀和部分傳統價值觀的社會才能開創創新生活。

本文摘自《大衆創新如何帶來國家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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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書中，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德蒙R26;費爾普斯根據畢生的思考對此提出了革命性的觀點。為什麼經濟繁榮能於19世紀20年代到20世紀60年代在某些國家爆發？它不但生產了規模空前的物質財富，還帶來了人們的興盛生活——越來越多的人獲得了有意義的職業、自我實現和個人成長。
　　費爾普斯指出，這種興盛的源泉是現代價值觀，例如，參與創造、探索和迎接挑戰的願望。這樣的價值觀點燃了實現廣泛的自主創新所必需的草根經濟活力。大多數創新並是是亨利R26;福特類型的孤獨的夢想家所帶來的，而是由千百萬普通人共同推動，他們有自由的權利去構思、開發和推廣新產品與新工藝，或對現狀進行改進。正是這種大衆參與的創新帶來了庶民的繁榮興盛——物質條件的改善加上廣義的“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