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爾和莫納家族

　　美國是機會的代名詞。

　　——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20世紀四五十年代，我在美國紐約市的佈魯克林長大。我的父親熱衷於歌舞雜耍表演和電影，而母親則喜歡回憶她所受的歐洲貴族式教育。

　　桑德爾和莫納家族

　　我的父親亨利·桑德爾（Henry R.Sandor）有著深色的頭髮、橄榄色的皮膚和敦實的身體。作為一名藥劑師，他一週工作6天，每天從上午10點忙到晚上10點，一般在我上床睡覺很久後才回家。1950年夏天，我快9歲時，父親在他佈賴頓海灘的店里教我做冰淇淋汽水和麥芽奶昔。我非常喜歡去那里工作，因為店里經常擠滿了他演藝圈的朋友。他在店里搭配各種食物就如同他在藥房里研磨藥粉制造膠囊一樣精確，看他工作是件很有意思的事。這個夏季工作的副作用之一是我超重了10磅，直到大學一年級我的體重才恢復正常。我父親說我具有人格魅力，他認為對於成功而言這和智商一樣重要。我感受到了父親的愛和關懷。

　　我父親常給我講祖父和曾祖父的故事。我的祖父莫里斯·桑德爾（Maurice Sandor）是個風度翩翩的美男子，由於在16歲時和列昂·託洛茨基（Leon Trotsky）策劃推翻沙皇統治，以無政府主義的罪名被判處絞刑。然而，我祖父的父親是橫跨西伯利亞鐵路工程的首席工程師，通過沙皇法庭的政治關係，安排我的祖父離開俄國來了美國。託洛茨基曾寫信給我祖父邀請他回俄國，還曾在來紐約訪問時到我祖父工作的藥房下棋。我們從不知道這是確有其事還是虛構的故事，但我們知道的是，根據艾麗斯島的記錄，我的祖父莫里斯並非從水路來到美國。當踏上紐約的土地時，他不會一句英文，只能在赫斯勒街道以賣蘋果為生。但他在10年內獲得了哥倫比亞大學的藥學學士學位和紐約大學的醫學博士學位。很久以前，莫里斯就開始經營藥店和行醫。他在亞特蘭大遇到了我的祖母法蘭西斯·戴蒙（Frances Diamond）。我的祖母來自於一個演藝世家，她的堂妹塞爾瑪·戴蒙（Selma Diamond）是一位知名的喜劇演員。

　　雖然我的父親非常尊重教育，還經常很自豪地說起他父親的學位，但他更是一個放蕩不羁的藝術家，而非知識分子。我還記得他會心血來潮地換各種帽子戴。他也很喜歡汽車。我們家門前街道上大多是別克和雪佛萊，但都不是我們的；亨利喜歡開外國車，特別是捷豹和沃爾沃，但偶爾也會開納什漫步者這樣的美國車。

　　作為“百老匯的漢克”其父別名“漢克”（Hank），且在百老匯進行表演，故被稱為“百老匯的漢克”。——譯者註，他一般很安靜，只有在表演時才極具個性。作為一個表演者，他喜歡表演單口喜劇、唱歌和彈吉他。因為我的祖父早逝，他必須幫著撫養家裡的弟弟妹妹，曾在20世紀20年代拒絕過一個大樂隊的邀請。為了養家，他只得暫時放下做演員的夢想，去做一名藥劑師。他的弟弟和他一起在藥店工作，兩個妹妹則上了亨特學院，後來成了教師，而他最小的妹妹則當了家庭主婦。我父親的弟弟妹妹們都過著典型的中產階級生活——努力工作且重視教育。我父親下一代的桑德爾家族誕生了兩名醫生、三名牙醫、一位心理學家、一位經濟學家和一位教師。

　　在我成長記憶中佔據重要地位的不是我父親的職業，而是那些不時拜訪我們家的、放蕩不羁的藝術家們的生活。我還記得我父親的第一次表演。我和哥哥弗蘭克（Frank）躲在家中的一個椅子後面，見識了百老匯的漢克用他的幽默和歌聲迷倒了晚會上的每一個人。母親一直在送上食物，而我的鋼琴教師則以鋼琴伴奏，他們一直唱到深夜。鋼琴老師的父親是莫斯科交響樂團的首席小提琴手，她還很時尚漂亮。我在晚會上還會聽到些聽不太明白的、帶有性暗示的成人笑話。在歌聲和笑聲中我進入了夢鄉。

　　我喜歡星期天，這是我父親一週里唯一在家的日子。他會睡到很晚，醒來後享用我母親做的豐盛早餐。星期日同樣有固定的節目，我們會駕車前往曼哈頓，去看時代廣場附近衆多影院的雙片連映。有一個令人懷念的星期天，我們去“RKO宮殿”即宮殿劇院（Palace Theatre），為百老匯劇院之一，位於百老匯大道1564號。——譯者註觀看了雙片連映及兩場電影之間的10幕歌舞雜耍表演。我還記得我第一次觀看由著名影星保羅·穆尼（Paul Muni）主演的百老匯歌舞劇，他同樣也是我父親的朋友。保羅用其在《疤面人》和《路易斯·巴斯德的故事》中的精彩表演俘虜了觀衆的心。我為站在舞台上表演的是我父親的朋友而感到自豪。電影結束後，我們經常光顧唐人街。亨利對餐館很挑剔，位於莫特街69號的鴻發餐館成了我們常常光顧的地方。鴻發餐館和遍佈佈魯克林的中餐館不同，是家正宗的中國餐館。

　　星期天，我們也常光顧我父親的朋友湯姆·關（Tom Kwan）的中國餐館。該餐館位於一個兩層樓房的第二層。我們會一連幾小時坐在廚房里看湯姆工作，一邊?他極其麻利地切菜做飯，一邊品味豬肉、鴨肉。他常用中文大聲地對一只阿拉斯加雪橇犬發號施令，狗會根據號令坐下或跑開。事實證明，他的狗不僅能聽懂中文，也能聽懂英文。我對那只會兩種語言的狗感到很驚奇，總想：“一只狗怎麼可能聽得懂中文？”

　　我父親最初是在咆哮的20年代咆哮的20年代（Roaring Twenties），是指北美地區（含美國和加拿大）20世紀20年代這一時期。十年間，它涵蓋了衆多激動人心的事件，有人稱之為“歷史上最為多彩的年代”。期間出現了無數具有深遠影響的發明創造，前所未有的工業化浪潮，民衆旺盛的消費需求與消費欲望，以及生活方式翻天覆地的彻變。——譯者註認識湯姆的。當時，百老匯的漢克在一個地下酒吧表演，而戴著滿身金銀珠寶的湯姆常去酒吧玩。父親註意到當地的黑幫盯上了湯姆，就主動提出幫湯姆藏起那些價值不菲的東西，讓他下次來取。湯姆毫不猶豫地同意了。父親讓湯姆隨身攜帶少量現金，以備應付那些小賊，果然，湯姆離開後就被搶了。第二天父親便把湯姆寄存的東西還給了他。從此以後，每隔幾年的聖誕節，湯姆就會到我家來拜訪，帶著成袋的中國香腸、豬肉和鴨子，有時甚至會帶一口大鍋來做中國菜。我會連續幾個小時看他烹饪。我們的大餐總是以一個巨大的聖誕水果蛋糕結束。

　　有一段時間，湯姆不再出現了——實際上已經連續三年沒有露面了。他對自己的個人隐私口風很嚴，我父親從不知該去哪里找他。我問父親為什麼沒再見到他了，父親確有其事地說：“湯姆肯定是去世了。”事實上，湯姆只是關掉了他的餐館退休了。那些跟湯姆一起度過的美好時光讓我了解了很多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忠誠傳統——後來我在中國旅行的日子里，發現這些知識很有價值。湯姆餐館的對面是美國納森連鎖店——科尼島上最大的熱狗和漢堡包銷售商，是那些小熱狗店的一大威脅。據我父親說，競爭者曾散佈過謠言說納森的食物不衛生。為了恢復生意，納森到當地的醫院宣佈說，任何穿著制服到店里的醫生和護士都可以免費吃飯。在看到很多身著白制服的醫生和護士在他店里吃飯後，當地人和遊客就不再在意那些餐廳不衛生、食物不安全的謠言了。這件事讓我認識到促銷的重要性，使我終身受益匪淺。

　　正如父親是家裡的男主人，母親則是家裡的女主人。我的母親，盧巴·莫納·桑德爾（Luba Mirner Sandor），出生於波蘭的一個小城，那里最終成了俄國領土的一部分。盧巴身材嬌小，有著深棕色頭髮，是位愛笑的女士。由於一些不可知的原因，她父親大衛將自己的姓氏從貝倫鬆改為了莫納，並搬到了比利時的安特衛普，最後成了一位成功的鑽石商人。家裡的說法是他是傑出藝術評論家伯納德·貝倫鬆的堂兄弟，我無從考究這是真是假。大衛·莫納是鑽石交易所的成員，他在比利時以慈善聞名，而且是比利時國際象棋界公認的最好玩家之一。由於投資南非的鑽石礦和頻繁造訪蒙特卡羅，他破產了。他和我的外祖母潘妮亞·莫納（Penya Mirner）、我的母親、我母親的妹妹和兩個兄弟一起，身無分文地來到了美國。我母親的妹妹因患妥瑞氏綜合徵又名抽動穢語綜合症，是在兒童期發病的一種神經精神障礙，指以不自主的突然的多發性抽動以及在抽動的同時伴有暴發性發聲和穢語為主要表現的抽動障礙。——譯者註而無法工作。母親的兩個兄弟則在成家後，共同經營著一家幹洗店。重視教育是莫納家族的傳統價值觀，莫納家族的第三代中出現了化學家、音樂家和教師。

　　所有莫納家的人似乎都過上了普通中產階級的生活，不愉快的事情發生了。我的舅舅喬（Joe）愛上了鄰居的妻子，從此離開了家。我哥哥搬到地下室公寓後不久，喬搬進了我的房間，我擁有自己房間的夢想由此破滅了。喬衣著講究，善於言辞，留著唇須，衣著舉止透露出歐洲貴族的風範。為躲避第一次世界大戰，大衛·莫納把家搬到了倫敦，並將所有孩子送到倫敦或瑞士的寄宿學校。英國寄宿學校的生活使喬深得交流的藝術，他是個非常幽默的好伴侶。他的愛人是一位比他小很多的優雅女士。喬只跟我們生活了很短的一段時間，因為他搬進我家後不久，就由於心髒病發作去世了。

　　我的舅舅查理是一位對他人有無限同情心的好人，是下一個搬進我房間的人。他後來開始跟喬舅舅的伴侶約會。在他人口中，即使是最善意的描述，也會用“古怪”來形容此事。

　　我母親盧巴永遠精力充沛，掌握五種語言，充分享受著特權階級生活方式所能帶來的一切。父親不表演時沉默寡言，而母親則非常外向，善於交際，對於參加的每一個活動，她都充滿了想法和熱情。哥哥和我認為她像“美國甜心”一樣受歡迎。我母親繼承了她父親的生意技巧，後來成了一家女性服裝連鎖店的經理。雖然由於沒有足夠的資金去投資生意讓她很沮喪，而且不能過上她想要的生活也讓她微覺酸楚，但母親還是慢慢開始適應環境，並開始真心地享受生活。

　　我的哥哥弗蘭克比我大五歲，小時候有學習障礙症，所以盧巴曾不想要更多的孩子。她後來告訴我：“你是計劃外的孩子。”那時我們還不知道他有學習障礙症，但閱讀有困難。弗蘭克比我大太多，沒法成為我的玩伴。我母親總是在說明他克服學習上的?難，所以也不太有時?來管我。弗蘭克被大家所深愛，長大後成了一個關心他人且慷慨寬厚的人。當聽說支援戰爭需要鐵時，他曾慷慨地將自己的名牌玩具車捐出——這對一個只有八歲的孩子而言，是一個很大的犧牲。我很理解他的高尚，但也很懷念那個玩具。後來，弗蘭克上了醫學院，成了一名皮膚科醫生。他一直是照顧別人的人。

　　由於我父親早出晚歸，我母親需要照顧哥哥，我和弗蘭克年齡差異較大，我在家裡經常感到孤獨。無論何時，只要哥哥走進房間，母親的眼睛就會為之一亮，她的眼睛從沒為我發過光。我決定要在家的外面變得不同。從我記事起，朋友就是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當我六歲時，母親開始每週給我兩毛五分錢，我會用一毛五分去看電影和買糖果。母親總是會在我回家後問我關於電影的問題，她和鄰居們會非常專心地聽我仔細描述劇情和角色。他們的正面意見回饋強化了我看更多電影並講給別人聽的欲望。在週日父親帶著我們去看電影成為每週的例行活動後，我更經常地給人講述電影故事。電影不再僅僅是娛樂，而是成為了學習的一種手段。我開始像喜歡閱讀一樣喜歡電影了。

　　博比·費雪（Bobby Fisher）博比·費雪（Bobby Fischer），美國歷史上首位也是唯一一位國際象棋世界冠軍，有“國際象棋棋壇莫紮特”之稱。2008年1月18日在冰島一間醫院因腎衰竭病逝，享年64歲。費雪的一生充滿傳奇和爭議，他是個國際象棋天才，“八連冠”的戰績幾乎後無來者。他在冷戰時期擊敗前蘇聯對手登上世界棋王寶座，令他成為美國的“國家英雄”。——譯者註以及我在學校的日子

　　友誼說明我與孤獨感作鬥爭。從學前班到三年級，我在公立學校99（Public School 99）的生活很充實，也很輕鬆，有很多朋友。當母親宣佈買了新房子要搬家時，我感到我的世界被擊碎了。我帶著恐懼在新學校開始了四年級，我被分在了四（5）班。在那個年代，這意味著我將跟那些最差的四年級學生和那些愛搗亂或有行為問題的學生們在同一個班——四（1）班是留給最聪明的學生的。我被迫跟那些與以前學校的伙伴很不同的同學友好相處，事實證明這是很好的學習經歷。幾個月後，老師發現我學得非常快，她開始以一種對待助理而不是學生的方式來對待我。我幫她備課並說明她接近一些學生。教課讓我非常開心，在某種意義上，這段時間成了我童年時期最快樂的一段日子。年終時，老師告訴我說“我成就了她的這一年”，並推薦我轉入五（1）班學習。成年後，我還經常回去看她。聊起我在這里度過的時光，我們倆都會非常興奮。

　　我跟比我小一歲的羅伯特·弗里德曼（Robert Friedman）成了朋友。我們一起玩棍子球、壘球和撲克牌，並學會了下國際象棋。國際象棋是我人生的另一個驅動器。我們還認識了住同一個小區的雷蒙德·薩斯曼（Raymond Sussman）。起初，在和我們下國際象棋時他總是能贏得很輕鬆。他的父親哈羅德·薩斯曼博士（Dr.Harold Sussman）是一個在全國都能排得上名次的棋手，是佈魯克林的一名牙醫，在曼哈頓國際象棋俱樂部中比賽。他教了我們一些下棋的策略，比如要為了好的佈局而犧牲一些棋子，以及如何從開局、局中及結局的角度來考慮象棋。他總是強調控制棋盤正中四個格子的重要性，這在生意和政治上都是令人終生受用的課程。

　　一天，不知從什麼地方來的一個比我們小一兩歲的小男孩非常熱切地懇求加入薩斯曼博士的國際象棋課。他叫博比·費雪。我們玩國際象棋快棋——每步一秒鐘——一開始博比敗得很惨。他每次離開後再回來就更厲害些，每次都比上一次更難以打敗。我們最後一次一起下棋是他專門回來參加一個薩斯曼博士組織的比賽。羅伯特擊敗了他，與我在最後的決賽中相遇，最後我以微弱優勢贏得了比賽。據薩斯曼博士說，博比每天從早晨五點到上課，從放學直到睡覺前，都在學習國際象棋。他想跟我們重新比一次，但我們拒絕了。這就是為什麼在對戰這個世間獨一無二的博比·費雪時，羅伯特·弗里德曼和我能保持終生不敗紀錄的原因。

　　五年級的課程比較難。我是班上的新生，必須要交新的朋友。接下來的兩年里，我覺得學習很無聊，經常行為不端。我六年級的老師要求學生嚴守紀律。她總在公開場合斥責我的行為，直到我變得沉默並拒絕回答她的任何問題。她最終找到了一個解決辦法——派我去校長辦公室為老師準備考試及教學提綱。我學會了打字，這是個非常有用的技能，還能讓課餘時間變得有趣起來。不久後我去了另一個新學校並開始初中的學習。在那里，我的經歷、感情及挑戰都跟在小學所經歷的很像。

　　父親的一個朋友為我哥哥找了一份在伯克希爾山夏令營做輔導員的差事，而我作為營員一同前去。結果我的一個初中同學散佈了一些關於我的負面傳聞，讓我難以交到朋友。為此我很難過，待了一週後就想回家。然而，父母要求我必須留下來。

　　我常收聽帶靜電噪音的老式收音機以逃離現實，靜電噪音惹惱了其他營員。為了安撫他們，有一天，我一邊對著收音機尖叫，一邊搖晃它。在我埋怨了長達十分鐘這個收音機如何不好後，營友們開始笑起來；最終我將收音機摔在地上時，他們發出了震耳欲聾的笑聲。這是我成為夏令營喜劇演員?開始。我變得善於隨處發現幽默。很多個夜晚，大家都會要求我登台表演15分鐘。在觀看了父親多年的表演後，我終於有機會學習如何面對觀衆。我很會模仿，盡管偶爾也會跟朋友們練習表演幽默劇，但從未正式登台演出過，而現在一切水到渠成。從那時起，我便開始習慣於給營員及輔導員表演讓人放鬆的喜劇。在接下來的三年里，我經常進行這種表演，並曾一度認為這會成為我的職業。我不是龐蒂亞克夏令營里唯一的喜劇表演者，還跟另一個夏令營喜劇演員拉里·博拉茲勒（Larry Brezner）互相交換過笑料。盡管這些年來我們已經失去了聯繫，但回憶仍然十分美好。他後來去了好萊塢，並和他人共同制作了電影《亞瑟》和《早安，越南》的原始版本。

　　在我的第一個夏令營後，我在另一個新學校升到了九年級。盡管我又矮又胖、只有14歲（比其他同學小一歲），但夏令營里的喜劇表演幫我贏得了很多新朋友。米德伍德高中（Midwood High School），這所伍迪·艾倫（Woody Allen）伍迪·艾倫，本名艾倫·斯圖爾特·康尼斯堡（Allen Stewart Konigsberg），美國電影導演、編劇、演員、喜劇演員、作家、音樂家與劇作家。——譯者註就讀過的學校，讓我夢想成真了。我被選為學生理事會主席，這是個由各年級班長組成的團體。我參加競選另一個學生團體的主席，但沒有成功。我天真地以為競選所需的一切就是好的想法和有效的交流，直到後來我才意識到政治需要盟友和組織。這些日子為我後來在交易所那種充斥著選舉政治的生活做了準備。

　　課程有一些挑戰，但我學得還算不錯，同時保持著社交上的活躍。事實上，我父母不停地要求我做得更好。他們認為我很懶，因為我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跟朋友玩或看電視上。我週末經常去看電影或玩撲克，而弗蘭克則在堅持不懈地克服著他的學習障礙，並為我樹立認真學習和努力工作的榜樣。他的學習很好，並繼承父親和祖父的衣钵，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藥學。父親希望他能進入制藥行業，但很快發現這不適合他。弗蘭克接著去紐約大學學習藝術並獲得了碩士學位，為去醫學院做好了準備。

本文摘自《衍生品不是壞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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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衍生品不是壞孩子》是美國著名金融家理查德·桑德爾的自傳。桑德爾博士師從於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納德·科斯，是改變世界金融歷史的利率期貨的發明人。在這本自傳中，作者不僅向我們介紹了他年輕時代的求學經歷，更向我們詳細描述了他創建利率期貨的前前後後。在自傳的後半部分，作者更是詳細叙述了他是如何開發排放權交易市場的，毫無疑問這一市場是迄今最為成功的環境專案之一。
　　這本自傳呈現的，不僅是一位名人的成長歷程，更是金融市場和排放權交易市場的發展歷史。在這里，你會了解到利率期貨的誕生與發展；在這里，你會讀到芝加哥氣候交易所及其關聯交易所的創新故事；在這里，桑德爾博士將為你揭開衍生品市場的神秘面紗。無論你是普通讀者，還是希望深入了解金融創新的專業人士，你都會在這本書中找到令你感興趣的精彩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