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為30多年來的中國選擇一個主題詞，我想應該非“改革”一詞莫屬。從1979年鄧小平在南海的貧窮小漁村畫了一個“圈”搞特區，到如今十八大後改革引發社會熱議，中國在一條前無古人的道路上與改革攜手相伴，在飛速發展中逐步從亞洲一隅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
盡管成就令人自豪，但是在發展之路的探索中，我們也同樣遭遇了困惑和波折，電力改革正是最佳的例證。電力堪稱一國最為重要的基礎產業，這使得電力改革與一國全局改革密切相關。電力工業的基礎性和重要性決定了它在國家經濟安全和社會穩定方面的獨特地位，其改革的複雜性與敏感性更是牽一發而動全身。電力這艘大船的改革“掉頭”，早已超出了一般行業和產業改革的範疇，而是一國全局性改革的關鍵所在。
總體來看，電力改革的争論主要集中於兩大主題，即市場競争自由化與市場競争主體私有化，而這也正是各國在推進電力市場化改革中需要面對的兩大難點。
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打破壟斷，實現競争，就必須有不同的商品生產者和交換者發生商品交換關系，參與競争；如果僅有一個市場主體，即是壟斷。因此，要實現市場競争自由化就需要構造不同的競争者，並通過競争實現繁榮。對此大家並無争議，本書所談的廠網分開等一系列問題探讨的出發點也正源於此。
但在探讨如何構造市場多元化的競争主體時，就不可避免地遇到競争主體私有化的問題。在中國國有經濟體量大、電力產業規模大的現實背景下，究竟以何種方法、何種路徑實現電力市場主體的多元化，既頗多争議，也至關重要。未來市場經濟的發展中，法人所有制將成為主導；在這一發展趨勢下，要實現市場主體的多元化，構造既戰勝國有獨資也戰勝私人獨資、既突破私人壟斷也突破國有壟斷的全新模式，就需要以總結歷史、展望未來的發展眼光，為電力工業這一第一國民經濟基礎產業的“大船掉頭”選擇正確的方法和路徑，而這也正是本書將改革方法論的闡述作為大船掉頭的藝術置於開篇的緣由所在。
囿於篇幅所限，我對我國三年電荒後“市場煤”與“計劃電”間價格傳導失靈迫使民資與外資退出發電領域的史實不再贅述，但2013年2月保加利亞多地爆發的抗議高電價遊行，又一次提醒著我們對改革的方法論必須高度重視。2013年2月17日，保加利亞35個城市的數萬人舉行示威遊行，並且在首都索菲亞爆發沖突，人們抗議高電價，要求要麼政府下台，要麼電網企業必須重新國有化；19日民衆破壞政府建築，警民沖突，25人受傷，1人自焚；總理鮑裡索夫20日宣佈政府總辭職，社會陷入動蕩。在我印象中，這開辟了因電價問題導致政府辭職的先例，當年制定全面私有化方案的人不負責任，而電網私有化中暴富者無法撼動，引人深思。
在20世紀90年代，以蘇聯為代表的一大批國家都制定了一攬子的私有化改革方案、路線圖和時間表；但在激進、力求一蹴而就的改革方法論的指導下，這個過程變成了瓜分國有資產的過程，並最終使原本的國有壟斷變成了私人壟斷，保加利亞亦是如此。保加利亞能源行業的私有化始於2000年，截至2003年年底，該國近83%的國有資產已完成私有化。在此之後，保加利亞通過公開拍賣、證券交易等方式，持續地對能源行業實行私有化。2004年該國完成1371宗私有化交易，私有化總收入為20.48億列弗（註：1列弗約合4元人民幣）。2012年11月，保加利亞政府通過證券交易所，以1.15億列弗的價格出售了其持有的電網運營企業CEZ公司33%的國有股，從而不再持有保加利亞三大電網運營企業CEZ公司、Energy-Pro公司和EVN公司的股份。
至此，保加利亞供電市場全部被捷克和奧地利的三家私人公司控制。他們憑借私人壟斷的便利頻頻漲價：2012年夏季，保加利亞電價上漲14%，加之2012年冬季異常寒冷，使得居民的電費賬單平均增加了18%~20%。目前，保加利亞人均月支出合3328元人民幣，養老金平均每月只有1090元人民幣，屬歐盟的貧窮國家，交電費要花掉民衆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因此，電價上漲、電費占收入比例過高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非常敏感的政治話題。而盲目、快速私有化的改革方法，正是造成這一現狀的根本原因。
電力人是引領我了解電力行業的老師，但我希望能夠站在電力人的肩膀上看得更遠。從方法論的層次縱觀電力改革，無論是自由化還是私有化，方法論的選擇都是第一重要的；方法論的正確與否關乎改革成敗，不僅將被歷史所證明，也將被現實所證實，因為方法論與普世價值觀不同，其正確與否一試便知。因此，在回顧電力改革的峥嵘歲月前，我們有必要分析、總結中國30年改革的經驗教訓，在對電力“大船掉頭”經驗教訓與改革方法論的研究總結中，使電力，也使中國的全局性改革，在進行方向性探索的同時更不忘正確的改革方法與路徑的選擇。
一、中國改革經驗總結與風險分析
（一）中國改革的成功經驗
迄今為止，中國改革已經走過33年的風雨歷程。在這波瀾壯闊的33年中，有得有失，有喜有悲；總的說來，改革成就有目共睹，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功。但我始終認為，中國改革的成功只是階段性成功，路漫漫其修遠兮，很多艱難險阻仍在等待著我們戰勝。如何在改革之路上繼往開來，如何從階段性的成功走向最終的勝利，是擺在我們面前最迫切、最重要的使命。
中國改革之路充滿了坎坷和迷茫，前方沒有先行者的足迹為我們指明方向。我們必須以自己為師，從自身的成功經驗中去尋找未來改革的方向。因此，總結30多年改革的成功經驗，研究中國改革成功的方法論至關重要。
環視世界，我們會發現轉型國家的改革與發展路徑是如此多樣；同樣是市場化、民主化的改革方向，卻出現了不同的三種路徑選擇：有在西方國家直接推動下的東歐、西亞、北非的“顔色革命”，也有由美國經濟學家全面為俄羅斯改革制定的“休克療法”式的系統改革方案，更有中國人自己主導的漸變、穩定、逐步推進的“漸進式”改革模式。事實證明，幾乎所有發生 “茉莉花革命”的國家都陷入動亂而不能自拔，而“休克療法”更讓俄羅斯嘗盡苦果。只有中國，在穩定、繁榮的30多年中逐漸崛起，享受著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帶來的成果。而這一切，與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改革方法論指導下的強調穩定、尊重國情密不可分。
中國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同志提出兩個著名的理論：“摸”論——摸著石頭過河；“貓”論——不管白貓黑貓，會捉老鼠就是好貓。簡單而實用的理論，卻蘊含著巨大的觀念更新、思想解放的哲理。就是這兩個理論恰恰解決了中國的現實問題，中國經濟改革就這樣摸著石頭走過了30多年，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功。
中國改革成功之處絕不僅是市場化目標的確立，更重要的是在小平同志“摸著石頭過河”精神的指導下所遵循的“漸變穩定，逐步轉軌”的成功方法論。在堅持市場化、民主化改革大方向的同時把正確的改革認識論和方法論相統一，既是中國改革實踐最寶貴的經驗總結，也是中國改革在未來所必須堅持的指導思想。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後，歐洲又進入財政危機，世界在開始關註和比較中國模式，盡管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否認中國模式的存在，但我認為，30多年來中國改革取得的成就證明，中國模式是客觀存在的，盡管這一模式還在完善中。
總結中國改革成功的方法論，我認為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1.漸變穩定，摸著石頭過河
鄧小平家鄉四川，山區多小河。為了過河，人們通常會在水淺流緩的河間每隔一步擺一方石，平日方石露出水面，人們踩著石頭過河，當地人稱“跳墩”。夏日山洪，方石沒於水下，此時，人們就要挽起褲腿，循著“跳墩石”的位置，小心翼翼地摸著石頭過河。
知道了“摸著石頭過河”，就觸摸到鄧小平的改革思想；理解了鄧小平的改革思想，就可發現中國改革30多年成功的奧秘。
“摸著石頭過河”無疑是中國改革的成功方略。在改革之初，改革面臨的阻力很大，如果盲目追求改革的一蹴而就、搞系統規劃，只會引起無謂的争論和損失。中國的改革有兩大前提：一是在經濟上探索新型公有制形態與市場的結合，前無古人，需要摸著石頭過河；二是在市場經濟管理體制框架上，堅持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穩步推進經濟和社會政治體制變革。只要在這兩個前提下，我們就很難按照所謂的“普世價值”去照搬照抄西方國家開出的“藥方”。因此，無論是從戰略上還是策略上，“摸著石頭過河”就都成了最佳的選擇。事實證明，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漸變改革思想的指導下，中國的改革成效卓著。
以股份制為例：從1987年到2008年這20年期間，中國股份制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探索搞企業集體股基礎上的股份制，第二階段是建立在法人股基礎上的定向募集股份制，第三階段才是以公衆公司和上市公司為特徵的公募股份公司階段。這三個階段我都親身經歷了。
在中國股份制產生之初，我們要推進股份制和股市的建立，就必須要面對很多的理論問題和争議。首先，社會公衆對股份制存在誤解，比如認為股份制是私有化、流動就是流失等。其次，一開始就搞全流通模式是不現實的，因為流通的前提是股權清晰，如果產權都不清晰，流動之後的收益歸誰？損失由誰負擔？再次，當時國資管理體系、國有資本經營預算體系也沒有形成，如果我們要搞全流通，就得像俄羅斯一樣立刻把財產向私人、政府分掉。可我們的《憲法》始終堅持國有資產中央唯一主體論，現實中則是由中央到地方三級所有。因此，在當時這些問題不解決，是不能搞全流通的。
正是考慮到這些情況，我們根據“摸著石頭過河”的方針，在進行股份制改造時，將國有資產存量不變，界定為國家股或國有法人股，同時向社會募資擴股，實現增量擴充，將國有企業改組為股份公司；在國家體改委聯合15個部委共同出台的《股份有限公司規範意見》裡，將股份劃分為國家股、法人股、外資股和個人股四種；在設計A股市場時，則採取了“國有存量股份不動，增量股份募集轉讓”的股權分置暫行模式，在增量發行的股票上，既沒有採用海外流行的公募，也沒有採用私募的形式，而是創造了定向募集的概念，即增量發行的股票向企業内部職工募集，向社會法人募集。
然而公有的股份也要流動，因為流通是股份的天性。因此，我就在STAQ系統中建立國庫券的市場承購包銷模塊，提議在這個系統裡也交易定向募集的法人股股份。所以，STAQ、NET系統和深滬交易所形成了兩所兩網的格局。這就是中國改革和俄羅斯改革的一個重大區別，遵循的是“老樹發新芽”，也就是存量股份不變，增量股份募集加流通。
在新興尚未轉軌的中國，漸變改革的思路使中國能夠穩健持續地前行，如果說通過存量不變增量募集，老樹發新芽，實現國家公有為主多種並存到企業公有為主多種並存是我國企業改革的第一個創新，那麼在存量變革中採用内部多元化而非外部多元化的方式就是我們成功方法論的第二個成功應用，而這也正是“漸變穩定，摸著石頭過河”方法論的最佳體現。
2.從易到難、由淺入深的正確改革順序
一直有人認為中國改革的一大問題是回避政治體制改革。其實我們從來不曾回避，只是選擇了更加精妙的改革順序。
在北京大學悼念經濟學家楊小凱時，有人贊揚其“現代產權制度只能建立在民選政府下”的改革思想。對於這種言論我不知該如何作答，改革者要研究的是在既定約束條件下尋求最優的實現途徑，而不是不顧其他變量暢談自己的改革理想。
楊小凱曾和薩克斯共同撰寫了《經濟改革和憲政轉軌》，他提出，落後國家模仿發達國家的技術容易，而模仿發達國家的制度難。後發國家應該由難而易，在進行較易的技術模仿前，要先完成較難的制度模仿，並認為後發國家在模仿好先進國家的制度前是沒有資格講“制度創新”的。他認為改革應當先難後易，也即先政治體制改革，再談經濟體制改革。我認為這不但不符合中國國情，也失去了改革的真谛。
中國改革是從經濟體制入手，經濟體制又從價格入手；當市場運行環境建立後，再著手推進市場運行載體即企業的改革。先是通過承包和租賃方式擴大企業經營自主權，再通過股份制進行企業所有權變革；企業產權變革上採用“存量不變，增量募集”的模式。待時機成熟，即中央財權和地方財權基本劃清、“股份制就是私有制”的理論環境消失，再實現股份的全流通。
在中國，採用由易到難、由淺入深的改革順序，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會逐步帶動政治體制改革，柔性的改革方式更能使我國穩健前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經濟體制的變化會帶動政治體制的變化。政治體制最終決定於經濟體制。中國漸變穩定的改革是最柔性的改革，一步一步地向彼岸走，表面上看慢，實際上並不慢，實際上也是最徹底的改革。改革中遇上了什麼問題就設法解決，各個突破，使之臻於完善。看似沒有一蹴而就，也被很多人批判為不徹底，但這就像摸著石頭過河中的“跳墩”，我們前一步的改革總是在為後一步的改革創造更寬松的環境，因而每一步都走得平穩，走得踏實，而且是堅定不移地向前邁進。
3.尊重國情，批判借鑒國際經驗和規範
中國的經濟改革獲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功，但在一些經濟學家的眼中處處充滿了不規範。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就有人批評中國改革沒有一個系統的改革一攬子計劃。他們對比美國的市場經濟和由薩克斯之類的美國經濟學家指導的俄羅斯、波蘭的改革，總覺得中國改革不系統、不徹底、不規範。
但我認為，中國改革的成功就在於沒有盲目遵守所謂的“規範”。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規範”並非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是我們的人受了美國的教育，看了美國的實踐，以為這就是市場經濟唯一發展模式的規範，才產生了必須要遵守這個規範的想法。俄羅斯改革遭遇挫折，正是由於其盲目遵守美國人制定的規範。國情不一樣，何來千篇一律的規範？
可是，照搬照抄西方的方法論在各個領域仍然有很大的陣地和影響，在社會上擁有很強大的話語權。其主要危害有兩個：第一，影響決策者對中國改革方案的制定，容易不顧國情，照搬照抄西方，結果欲速不達，損失過大；第二，在教育上重視西方現成的理論，而忽視解決中國實際問題能力的培養。
轉型國家的改革沒有固定的章法可循，各國要有不同的模式，才能以最小的代價取得轉型成功。而所謂的西方“普世價值”和“規範”，也絕非學者想象得那樣盡善盡美。美國國家信用評級的降級、兩黨決策中的扯皮與低效，已經讓西方開始總結其制度中的不足與缺陷；廢除死刑、禁止堕胎、自由持槍等“人權”的表現也已經遭受巨大的争議。如果無視中國國情，在“沒有中國模式而只有普世價值和規範”的教條下照搬這些制度，顯然是不妥當的。到底是中國的改革不規範，還是“規範”出了問題？我看這倒是值得經濟學家反思和懷疑的。按照西方的尺子量中國的佈，結論很容易失之毫厘，謬之千裡。
因此，尊重國情、不盲目照抄西方既是中國改革實踐最寶貴的經驗總結，也是中國改革在未來所必須堅持的指導思想和方法論。如果不合西方的標準與“普世價值”就是“不規範”，那麼中國改革的成功恰恰就在於“不規範”，這一點毋庸置疑。
4.内部主體主導改革
圍繞改革由何者主導的問題，存在兩種不同的改革思路：一種主張外部主體主導改革，另一種主張内部主體主導改革。
主張外部主體主導改革者主觀認為，由於改革者革別人的命積極，革自己的命消極，改革進入攻堅階段必須借助外力，通過推翻現有的體制才能成功。在這種觀點的主導下，内部主體主動的改革將變成外部主體推動的“革命”，進而導致一是失控，二是失控時卻找不到風險控制主體和責任主體。
而中國改革是在改革者内部主體主導的基礎上，按照“老樹發新芽”的思路不斷推進。回顧中國改革的歷史進程，“老樹發新芽”的方法是成功的。執政黨作為老樹，在國有基礎上推動國有經濟自身社會化、民營化的過程，無論是推進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造還是破除壟斷行業的變革以及逐步調整國有企業和政府部門的關系，都表明它在艱難卻又穩定、不情願卻又必須要推進的改革中前行。
一般而言，源於内部改革主體主導下的改革，内部改革主體責任承擔者明確，通常採用微調的方式逐步推進。這雖不易失控，但往往動力不足，通常要求外部環境具備較大的改革壓力，且改革者自身具有“繼續留戀自己手中的行政權力冥頑不化只有死路一條的意識”和“置之死地而後生”的覺悟。這樣的改革方式對統一的改革和被改革者來說會很痛苦，但改革的進程會相對平穩，改革責任主體明確。而外部力量主導的激烈變革卻極易演化為革命，改革變成你死我活的對決，風險發生失控卻找不到責任主體和控制主體。
因此，改革主體與客體相統一，内部主體主導改革是目前中國改革階段性成功的特徵之一；在國家經濟體制轉軌和電力、石油、鐵路等重要的國民經濟基礎產業改革時，在強調給改革客體保持強大壓力的同時，又註重調動其積極性，在穩定不失控基礎上漸變改革和轉型，不僅是過去，也是未來確保中國改革成功的較優選擇。
（二）中國改革風險因素分析
1.激進改革者是當前改革的最大風險
面對改革的路徑選擇，現階段中國存在各種人群和觀點，有尊重國情、強調漸變穩定的穩健改革者，也有否定國情、簡單照抄西方的激進改革者，還有一些崇尚空談並無實際可行改革舉措的假改革者，當然也有一些固守既得利益和腐敗的不改革者。實際上，如果我們對中國的改革做一個階段性風險分析，可以看出激進改革者是今天改革最大的危險。
目前，學界對於改革的讨論仍然十分熱烈，激進的觀點也屢見不鮮。經濟學家吳敬琏在2002年《財經》雜志第15期的一篇名為《改革成就與經濟學進展》的文章中開篇就說：“‘摸著石頭過河’常常被稱作‘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戰略’。以中國改革的實際來檢驗，我認為這個論斷很值得懷疑。”“‘摸著石頭過河’充其量是在改革初期改革的領導人和一般參與者普遍缺乏現代經濟學知識的情況下的一種不得已的選擇。”對此說法我是頗不認同的。
其實，鄧小平提出“摸著石頭過河”，講的正是方法論。論資歷，他是中國最大的“海歸”，應該知道何為規範，何為不規範；論智慧，他的心裡比誰都明白。可為什麼還要提出“貓”論和“摸”論，“走一步看一步”呢？設想30多年前就提出一個向市場經濟邁進的全面系統的總體規劃，明智嗎？可能嗎？
在中國的整個改革過程中，我們並沒有制定一個像某些經濟學家所希望的系統的總體改革方案。不是因為我們請不到一個美國的專家來制定一個系統的改革方案，而是在那個時候提出一個系統的總體改革方案是極不明智的。試想在20世紀70年代末連麻醬、粉絲都要憑本供應的背景下，怎麼可能制定一個很完整的系統改革方案？即使能制定，那又是一個什麼樣的改革總體方案設計呢？若是全盤照抄美國和西方，一是能通過嗎？二是適合中國嗎？那麼結果也必然難逃像俄羅斯那樣的“休克療法”結局，在十幾年動蕩中把國家幾十年積累的財富在不公平的私有化中損失殆盡。
因此，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激進改革者是今天改革最大的危險。他們總要將少數人的言論極端化，制造出反對改革者與特殊利益集團再大加撻伐。但是，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享受了改革的成果，有誰還想退回到30多年之前計劃體制的老路上？又有誰想再次經歷“文革”時代的動亂和不安？如果真按照激進改革者們的要求照搬西方國家所謂的普世價值，才會真的讓中國陷入混亂。我們應當在確立正確的改革方向基礎上，遵循中國改革成功的方法論，堅持穩定、漸變、尊重國情的改革思路，在執政黨改革主導的原則下，尊重國情，穩步實現中國市場化、民主化的目標。
2.保守和腐敗的不改革者是激進革命的領路人
我強調激進改革的風險，絕不意味著可以容忍腐敗和保守的不改革者致使改革停滞不前。改革的停滞會導致改革風險的轉變；如果任由腐敗和保守的不改革者一味地延誤改革時機，他們自己最終將成為革命的對象，並取代激進改革派而成為改革的最大風險。改革的大勢不可逆轉，改革者必須要有推進改革的決心與自我革命的勇氣，否則也只能是被動地接受外力推動的改革，直至引發激進革命。
我們強調穩定和註重國情的目的是堅持更快更平穩地推進改革；因此，漸變穩定的改革方法論絕不應成為某些人和某些部門只“革別人的命”而不肯“革自己的命”的口實。近年來，中國某些領域的改革特別是政府職能的轉變進展緩慢，甚至出現倒退。這些人和部門無論在改別的部門還是拆分壟斷型國有企業時調門都很高，但一涉及自身的權力和利益，就要麼轉移方向，要麼步步為營，部門既得利益至上，沒有站在黨和國家、人民總體利益的戰略高度去考慮全局問題，這樣做最終會使由執政黨主導的改革陷入被動，喪失中國改革的主導權。
歷史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這已經被轉型國家的歷史教訓所證明。正如上文所述，目前我國的激進改革者們提出了一些較為極端的觀點；令人憂心的是，這些極端觀點總是能夠得到一部分民衆的呼應，甚至成為傳媒中的主流聲音。盡管這一現象成因衆多，但不可否認的是，對於改革推進緩慢的失望情緒才是其形成的内在主因。如果不能改變改革停滞不前的現狀，民衆的負面情緒只會不斷滋長，最後必將影響到社會的穩定與健康發展。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盡管中國前30多年的改革獲得了重大的成功，但這充其量僅是階段性的成功，未來的中國在通過政府職能轉換這一關上，風險在呈加大的趨勢。如果不能繼續推進改革，只會導致改革主導權的喪失，帶來激進革命風險，並可能引發社會動蕩，令我國多年改革發展的成果毀於一旦。
二、掉頭過急大船沉沒——前蘇聯教訓
俄新社2013年4月1日以《戈爾巴喬夫：蘇聯解體我沒責任》為題報道了前蘇聯首位總統也是前蘇聯最後一位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在題為《人類改變歷史還是歷史改變人類》的一次公開講座中，對於人們將前蘇聯解體歸咎於他的看法大呼冤枉。將前蘇聯解體一股腦歸罪於他是十分不負責任的，也是毫無依據的。他認為改革中下放權力和“重建”是必需的，但他主張保留蘇維埃聯盟，他說：“蘇聯解體的責任應由俄羅斯聯邦的第一任總統葉利欽負責，因為葉利欽所主張的改革方針是‘不負責任的’。”
然而戈爾巴喬夫真的沒有責任嗎？他在1986年7月31日的一次講話中就說過：“我要在改革和革命兩個詞之間劃一個等號。”1987年1月他在蘇共中央全會報告中進一步說：“改革就是指對社會進行真正革命的和全面的改造。”正是他的這種“改革就是革命”的破壞性思維使其在1989年後前蘇聯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推進中完全模仿西方的普世價值，不講改革方法論，導致在“革命”中全面失控。1991年3月27日，戈爾巴喬夫在全蘇進行了是否繼續保留聯盟的全民公投，78%的前蘇聯公民贊同保留聯盟。但戈爾巴喬夫並沒有利用公投優勢抵制聯盟解體，反而站在葉利欽一方，導致前蘇聯局勢急轉直下。直至同年12月戈爾巴喬夫宣佈辭職，前蘇聯正式解體，葉利欽成為首任俄羅斯總統。俄羅斯人認為，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一個是為前蘇聯掘墓的，一個是給棺材蓋上蓋子的，二人在前蘇聯解體上一脈相承。
20世紀90年代，無論從1700多萬平方公裡的國土面積還是從得天獨厚的資源禀賦，無論是從高素質的人口數量還是從當時的經濟總量看，前蘇聯都可稱當之無愧的世界“巨輪”；但在面臨改革“大船掉頭”的關鍵時刻，前蘇聯選擇的卻是在政治、經濟體制上“急掉頭”的“休克療法”，繼而使其沉沒。迄今為止20多年過去了，俄羅斯仍未能重振雄風。從表面上看，前蘇聯的改革與中國電力改革間似乎並無直接關聯；但事實上，無論中國的改革還是中國電力行業的改革，都同樣面臨“大船”如何掉頭的改革方法與路徑選擇。從這個意義來說，前蘇聯改革的教訓極具現實借鑒意義。
（一）俄羅斯的“休克療法”改革
1.俄羅斯“休克療法”回顧
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上台後就著手推行全面私有化，前蘇共和蘇聯政府相繼制訂了私有化綱領和法令。其從1987年開始逐步取消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各職能部門，各級官員利用手中的行政權力建立起股份公司形式的康採恩，股份則在各工業部的領導人之間分配。到1991年戈爾巴喬夫作為首任也是最後一任前蘇聯總統下台前，國家所有制已嚴重變形，管理人員變成了所有者。黨、共青團和政府的官員及國有企業的廠長、經理成為了20世紀90年代初最早的俄羅斯企業家和第一批億萬富翁。
1991年葉利欽成為俄羅斯總統，同年12月戈爾巴喬夫下台，前蘇聯解體。當時， 35歲的蓋達爾被葉利欽破格提拔為俄羅斯政府總理，在美國經濟學家傑弗裡·薩克斯的點撥下，蓋達爾炮制了一套激進的“休克療法”經濟改革方案，並在1992年初在俄羅斯聯邦全面鋪開。
休克療法的第一步是放開物價。頭三個月，似乎立竿見影，收效明顯，購物長隊不見了，貨架上的商品琳琅滿目。可到了第四個月，消費品價格比1991年12月上漲 65倍，同時由於燃料、原料價格過早放開，企業生產成本驟增，紛紛壓縮生產，市場供求進入了死循環。
休克療法的第二步是財政、貨幣“雙緊”政策，以抑制通貨膨脹。由於稅負過重，企業生產進一步萎縮，失業人數激增，政府不得不加大救濟補貼和直接投資，財政赤字不降反升。緊縮信貸造成企業流動資金嚴重短缺，企業間相互拖欠，三角債日益嚴重。政府被迫放松銀根，1992年增發貨幣18萬億盧佈，是1991年發行量的20倍。
休克療法的第三步是大規模推行國有財產的私有化。蓋達爾認為，改革險象環生，危機重重，主要在於國有企業不是市場主體，競争機制不起作用，所以要動產權，把國有企業的資產私有化。當時的俄羅斯把企業分成小企業和大中型企業，小企業私有化方式是拍賣，大中型企業的私有化是股份化。但國有企業的股份用現金是買不到的，需要憑私有化證券才能買到。
當時評估俄羅斯的國有企業財產總值15萬億盧佈，而其人口是1.5億。童叟無欺，人人有份，每個俄羅斯人只要象徵性地支付25盧佈，即可領到一張面值1萬盧佈的私有化證券，可以憑此券購買企業股票或入股投資基金，也可有償轉讓或出賣。
前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通貨膨脹十分嚴重，當時的1萬盧佈只夠買一雙高檔皮鞋。廣大民衆迫於生計，紛紛出賣私有化證券。私人大亨和經理們乘機廉價收買，私有化證券集中到了私人手上。這些所謂的股份制企業實質上落入了富翁和經理們的手中。當時調查表明，這些所謂的股份制企業中90%的小股東共持股不到10%，1%的大股東卻持股85%以上。
需指出的是，由於私有化中市場秩序混亂，政府管理部門失職，資產評估機構職能扭曲，股份制改造成了權勢者瓜分國有資產的一次盛宴。政府在出售國有企業產權時，企業經理和部分地方官員或者其他暴發戶通過錢權交易，按照大大低於實際價值的價格收購。在估價中，以俄羅斯各公司1992年7月的賬面價值作為公司的基礎價值，既未考慮無形資產的因素，也未根據通貨膨脹對價值進行調整。所以，俄羅斯出售的12.5萬家國有企業，平均售價僅為1300美元，其價格之低廉創世界紀錄。例如，擁有34000多名職工的大型國有機器制造企業烏拉爾機械制造廠僅賣了372萬美元，擁有10500多名職工的科夫羅夫軍工廠只賣了270萬美元，而歐洲國家一個中型面包廠價值就達200萬美元。據統計，俄羅斯500家大型國有企業實際價值超過1萬億美元，但只賣了72億美元，給國家造成的損失高達上萬億美元。私有化在1994年6月結束時，俄羅斯的工業總值已不到120億美元。
2.俄羅斯人談“休克療法”教訓
俄羅斯專家尖銳地指出：回過頭看，俄羅斯人的悲劇在於，他們一夜間告別了過去，卻不知道今後路在何方；他們向往西方，卻不知道如何從此岸到達彼岸。當時代表社會主流的“改革派”認為，只要照搬西方的自由市場模式，就能夠在短時間内（例如蓋達爾的500天“休克療法”計劃）實現俄羅斯民族的快速振興。他們認為，激進的改革雖然會帶來經濟下降，但下降將是短暫的，長痛不如短痛。結果，“休克療法”把俄羅斯推向了經濟沒落的邊緣。
休克療法的始作俑者蓋達爾承認，俄羅斯私有化是“權貴階層將國家財產私有化”，是“權力轉化為資本”，“播下龍種卻收獲跳蚤”。葉利欽也承認，改革使“大多數居民生活條件惡化”，發生“不公正的生活分化”，“發財的人往往是那些喪失了文明社會準則的人”。
普京總統取代葉利欽執政後明確指出，“‘休克療法’的教訓表明：將外國課本上的抽象模式和公式照搬到俄羅斯，不可能進行真正的改革”。隨後，俄羅斯在普京的領導下又開始將部分石油、資源類企業重新收歸國有。由此可見，“休克療法”在俄羅斯的失敗已是不争的事實。它表明：脫離本國國情、盲目仿效西方的經濟模式和理論是無法醫治俄羅斯經濟病症的，俄羅斯回過頭來還得像中國一樣走一條適合本國國情的改革之路。盡管普京的“回頭”和專制並不招激進改革者和西方待見，但的確符合俄羅斯國家的利益，也必然受到人民的支持。更重要的是，無論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俄羅斯的大國地位正在恢複。
2013年3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首次出訪選擇了俄羅斯，習近平和普京二人在改革和發展的問題上達成共識，雙方堅定支持對方走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二）中俄改革對比啟示
盡管我們不能現在就下結論說中國的改革會永遠比俄羅斯成功，但至少迄今為止，我們付出的代價比他們低，進步比他們大。當世界各國的學者專家在總結社會主義國家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進程時，無一例外地都把中國放在改革成功的首位。
近年來，普京總統重新國有化的政策和俄羅斯獨特的石油、天然氣資源禀賦使其經濟開始複蘇。但俄羅斯自1990年以來採用“休克療法”的改革失誤使其耽誤了近20年的發展進程。即使在今天，俄羅斯的GDP值也僅及中國的1/4。這對20世紀60年代的“蘇聯老大哥來說”，内心是何等痛楚和不平衡應是可想而知的。
從改革的方法與路徑選擇看，無論中國還是俄羅斯，他們選擇的改革道路均沒有重複性，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做這樣的一種推測和換位思維，即如果當年的中國沒有按照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的漸變、穩定改革思路，而是採用俄羅斯“休克療法”的模式，那今天的中國會是什麼樣？同樣，如果當年的俄羅斯沒有選擇蓋達爾和薩克斯的“休克療法”，而是採用中國漸變、穩定基礎上“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模式，又將會是什麼樣？這值得深思。
俄羅斯中國問題專家德費利烏認為，中國的改革與俄羅斯相比，“成功的秘密在於機構和制度的穩定。沒有機構的穩固和政治的穩定，任何重大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都不可能獲得成功”。對比中俄兩國的改革思路與方法，主要有以下差異。
1.國有資產上：俄羅斯分存量，中國擴增量
前蘇聯和東歐國家對國有企業資產普遍採用分或賣存量的私有化方式，動國有資產的存量部分，實際上是重新分配產權。社會存量產權的分配就是革命，產權革命必須考慮財富分配的公平和社會的承受力。
對於俄羅斯“休克療法”式的存量產權私有化過程，我將其比喻為“砍掉老樹重栽新樹”。改革伊始，俄羅斯就選擇了薩克斯給其開的“休克療法”藥方，把國有企業除掉、國有資產分掉。而砍掉老樹十分痛苦，新樹成長過程漫長，二者銜接不上就要產生社會動蕩，並且這種盲從的休克還會引發諸多腐敗、分配不公、兩極分化等社會問題。
而中國在國企改革上則遵循“老樹發新芽”的準則。國有企業產權存量不動，增量募集，讓“老樹營養滋潤新枝”，以後再逐步擴大新枝比例，改革之初依靠老樹，由老樹主導，最終老樹退出歷史舞台。
2.改革順序上：俄羅斯先難後易，中國先易後難
改革順序上，中俄兩國截然不同。俄羅斯是先從政治體制改革入手，改國家體制，導致國家消亡；改政黨體制，導致共產黨下野。在失控和混亂中，改革經濟體制，一上來就從私有化入手分國有資產存量，直接導致腐敗、不公和社會動蕩。
而中國則是從經濟入手，經濟是從價格入手，再推進到企業的經營權和所有權，再從國有企業的所有者政府體制入手，轉變政府職能，最後再改革與完善政黨體制。顯然，二者改革順序截然不同，效果當然就不同。
3.改革主導上：俄羅斯外部主體，中國内部主體
推動俄羅斯改革的主導力量是來自俄羅斯共產黨外部甚至是俄羅斯外部的西方國家，依靠西方國家的力量，從外部發起一場革命，把原執政黨和政府權威都推倒重來。而中國改革的主導力量則是來自中共和中國内部。“老樹”掌握著改革的主導權。用老樹的營養在滋潤著新芽，並在改革中不斷地擴充“新芽”比例，最後老樹再退出。這是兩國改革的最重要差別。
三、大船慢掉頭——中國電力改革啟示
國電公司五年發展史是中國電力改革的縮影，它涉及了中國政治與經濟、政府與企業全方位的改革，其牽涉面之廣、改革之複雜是前所未有的。國電公司自身遇到的問題與争論，同樣是中國改革的縮影。無論是從電力組織體制出發改“體”，還是從電價改革入手推進改“制”，都涉及改革方法論的正確運用。
國電公司從成立之初起就註定了其大公司的雛形，其註冊資本高達1600億元，這在1998年的中國企業中是首屈一指的，稱其為“大船”可謂名副其實。但由於其是行政手段捆綁和打造的大船，其自身如何在市場經濟的大海中航行，必然要有一個摸索的過程。國電公司大船在建成之時，就必須在組織結構、功能定位、戰略目標的制定上找準定位，任何失誤都可能導致其颠覆。因此，它唯有在起航、慢行和風浪的擊打中，在步履維艱的駛向前方中，尋求外力支持和自身摸索的雙槳支撐。
在中國電力體制改革進程中，5號文主導下分拆並終結的國電公司就像是泰坦尼克號一樣，起航不久就在大海中沉沒了，重新設立的國網公司和原國電公司不是一種繼承關系，這是一種間斷的、法律上互不搭界的“休克療法”式的變革。如果國電公司和國網公司之間是繼承和升華關系，而不是簡單的“砍掉老樹重載新樹”的做法，中國電力體制改革或許會是另一番景象。可當時為什麼偏要滅掉國電公司而新設國網公司，是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最核心問題。 也許有人不理解我為何會如此介意這個問題，但如果我把繼承模式和新設模式的選擇放到中國國家和政黨體制的改革中，也許多數人都可以悟出其中道理的要害所在了。
回顧歷史，我能夠在國電公司成立之初就以“外力”的角色進入，在其功能定位、戰略目標的制定上發揮作用並逐步形成了我對電力改革的系統思路。正因如此，我對電力體制的改革也就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從這個意義上看，我與國電公司的五年並行經歷彌足珍貴。
回頭看我自1998年以來為國電公司制作的幾本咨詢方案，其深刻的内涵和由此帶給我的對電力行業認知水平和能力的提高，使我具備了掀起國電公司“面紗”和“蓋頭”的勇氣。本書旨在運用我與國電公司五年相伴賦予我的能力和勇氣，來把國電公司的五年發展史真實客觀地展現在讀者面前，在引起人們關註中國電力改革的同時，又能使人們對這艘大船所駛過的航線和它前進的方向有所了解，並在此基礎上客觀評價這段歷史並探索未來中國電力改革的正確方向。
當前，為打破壟斷而推進反壟斷改革又將鐵路提上了議事日程，實際上今天取消鐵道部而成立了中國鐵路總公司，是和當年成立國電公司幾乎一模一樣的翻版，十六年前電力部改成國電公司，五年後國電公司廠網分離解體，但保留了全國一張大網，留下許多經驗和教訓。十六年後的今天鐵道部解散，五年後會否中國鐵路總公司網運分離也解體，那時能否同樣守住全國一張大網？中國鐵路總公司的改革究竟如何推進，從表面看，是按網運分離的縱向功能分離還是按區域分割的橫向分切似乎是熱點，但實際上真正的關鍵點在於誰才是主導這場改革的主體，改革的責權利是否統一，風險由誰承擔。這些問題的答案尚在茫然探索之中。
由此來看，這本書幾乎把這些敏感點都涉及了，因此，它也是寫給中國鐵路人的。因為中國電力改革的過去已真正成為歷史，無法從頭再來，而中國鐵路人才剛剛開始，他們應該比中國的電力改革走得更好。
因此，總結國電公司系統改革的成敗，不僅對我們總結迄今為止的中國改革的經驗教訓大有裨益，而且對中國下一步的改革，特別是鐵路、石油、郵政、電網等壟斷行業的改革也頗具指導意義。從未來看，我們要繼續堅持内部主體改革主導，遵循大船慢掉頭、循序漸進的方法論，在中國今後的政治和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中加以運用。這不僅是中國人聰明才智的發揮，也必將是世界發展中國家轉型的一筆寶貴財富。
本文摘自《電改十八年反思與展望》
電力改革的核心是在打破經濟壟斷的同時，廢除以行政審批為特徵的行政性壟斷，改體與改制同步推進，那麼為什麼我國的電力改革出現了只一味地強調拆分公司的組織體，卻絲毫沒有觸動有關部門搞行政性壟斷的行政審批制度呢？其根本原因就在於具體負責電力改革的部門又是搞行政性壟斷的行政審批者。
電力反壟斷的重要内容是摒棄舊的行政審批制度，中國電力改革的核心應緊緊抓住電價改革這個引發消費者對於壟斷深惡痛絕的關鍵問題，因此，改革者首先自己要勇於剖析自己，既然中國壟斷、腐敗的源頭在於行政審批，就必須取消這種行政審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