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旗手—— 米爾頓•佛里德曼(1)

　　“在黃色的樹林中分出兩條路，很遺憾我不能同時走，我選擇了一條近路，這導致了所有的不同。”這是西方詩人佛羅斯特的詩句。我第一次聽到這首詩是經Google中國區的總裁李開复博士推薦的，後來我發現在經濟學界也有一個人對這些詩句情有獨鐘，他就是美國芝加哥學派的領軍人物，“貨幣主義”理論的創始人，自由市場的偉大旗手米爾頓•佛里德曼先生。

　　2006年11月16日，94歲高齡的佛里德曼先生在舊金山辞世。訊息傳來，我正在清華大學圖書館里整理即將出版的書稿。我馬上知道，自己的這部書稿還沒有完成，因為任何一本經濟學的文集都不能避開這位可愛而倔強的猶太老人，他的逝世，作為一本經濟學的散文集，要有專門的篇幅紀念，否則似乎是說不過去的。

　　美聯儲主席伯南克說“佛里德曼的思想對現代貨幣經濟理論的直接和間接影響無法估量。在經濟學家中無人在他之上。”在20世紀的經濟學界如果有誰可以和凱恩斯並駕齊驅，那只有佛里德曼。這是在新舊千年交替之際，經150位經濟學家投票通過的。當之無愧，佛里德曼是本世紀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當然，縱觀佛里德曼一生，這個稱號似乎有些姗姗來遲，就如1976年那次諾貝爾的頒獎禮一樣。

　　1912年，佛里德曼出生在紐約佈魯克林區的一戶俄羅斯猶太家庭。他是這個貧寒家庭最小的孩子，也是唯一的男孩。全家人當時就居住在由母親經營的一個服裝店的樓上，而父親在曼哈頓打工。有一些戲劇性的是，佛里曼後來經常批評美國的公共教育制度，但顯然他是美國諸多福利制度的受益者。小時候，他家附近的公共圖書館是他汲取知識養料的寶庫。而佛里德曼的小學和中學也是在免費的公立學校度過的。正是依靠新澤西州政府的獎學金，佛里德曼得以進入一所私立大學攻讀數學專業。但是在他畢業後，佛里德曼遭遇人生第一次滑鐵盧，他在精算師考試中失利，使得這個窮人家孩子成為保險精算師的夢想破滅。但是正是這次失敗，給了佛里德曼一次重新選擇人生的機會。他晚年在自傳《兩個幸運的人》中這樣回憶，“我的畢業時間正是在1932年，美國經濟大蕭條中最黑暗的日子。如何擺脫經濟危機，如何減少失業，如何解釋一方面是巨大需求，另一方面是資源閑置的矛盾現象？在這種形勢下，成為一個經濟學家似乎比成為一個應用數學家或者是精算師更符合時代的要求。”

　　禍兮福所倚，佛里德曼的選擇使得他走上了人生的輝煌之路。他因此進入了芝加哥大學攻讀研究生課程。衆所週知，芝加哥大學向來不缺少思想獨立的經濟學家，他們有時會與主流經濟學界格格不入。這些“芝加哥小子”（學界對於芝大這些思想新穎的經濟學者的昵稱）後來成為世界經濟學界的一批開風氣之先河的力量，而佛里德曼顯然是其中最傑出的一個。他對那時候的學習生活回憶說“這是個世界性的、充滿活力的研究環境，之前，我從未想得到，之後，我再也沒能從中擺脫出來。”那段時間的學習生活對於佛里德曼經濟思想的形成產生了巨大影響，他敏銳地意識到，美國政府的錯誤政策導致了危機的發生，本來是一次正常的經濟衰退，而美國政府因為過於信奉凱恩斯的計劃經濟思想，過多發行貨幣，從而發生嚴重的通貨膨脹，最終變成了一次噩夢般的經濟大蕭條。這也正是佛里德曼後來的“貨幣數量化理論”所強調的，就是通貨膨脹起源於“太多的貨幣追逐太少的商品”。

　　但是起初，佛里德曼的學術之路並不順利，他從1950年代開始全力鼓吹“自由市場經濟”，批評政府干預市場，並完成了劃時代的經濟學著作《消費功能原理》。而在當時的西方世界，凱恩斯的思想佔據統治地位，人們願意相信，政府憑借“調控的手”幾乎可以解決一切社會問題。佛里德曼的學說被人們認為“歪理邪說”，他隨時隨地與人辯論，受盡白眼。由於學術界的排斥，他於1940年完成的博士論文《獨立職業行為的收入》在二戰後才得以出版。1962年，佛里德曼出版的《資本主義與自由》也被看作左翼謬論，很多大學圖書館甚至不願意把這本書擺在書架上。

　　1950年代，以佈魯頓森林體系為主的全球固定匯率制大行其道，但佛里德曼已經意識到固定匯率制是國家計劃經濟的“幫兇”，日子不會太久，他所創立的浮動匯率制度才是真正的出路。當然，佛里德曼的勝利是在等待了二十年以後。

　　佛里德曼的思想形成於芝加哥大學，也是芝加哥大學的同窗最終使得佛里德曼時來運轉，為他的學說找到了用武之地。

　　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素來與智利關係緊密，幾乎每年都有來自智利的學生，甚至一位主任還娶了個智利人做妻子。1973年，皮諾切特在智利發動軍事政變，成立軍政府。皮諾切特任命了一位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畢業的智利學生擔任財政部長，其他幾位“芝加哥男孩”也出任政府要職。

　　因此，系里那位主任和佛里德曼也參與了智利經濟“休克療法”的制定。主要舉措是卡住貨幣供應，同時放開外匯管制。這是“休克療法”的第一次實施，比俄羅斯早十多年。休克療法見效很快，馬上結束了持續的通貨膨脹，經濟恢復增長。到1980年代，智利成為了南美經濟增長的奇迹。

　　佛里德曼聲名鵲起的同時，他也因為說明智利軍政府而招致罵名。在他1976年領取諾貝爾經濟學獎之後，他不得不從廚房走到領獎台，就是為了躲避抗議者的西紅柿。在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歷史上，佛里德曼是唯一一個沒有全票當選的獲獎者，贊成和反對票書比例是3:2。

　　獲得諾貝爾獎之後，佛里德曼開始在公共政策領域頻頻發言，他把政治和經濟聯繫起來，說他有溫和的社會主義傾向。但出於科學的態度，他不相信知識分子能夠改變現狀。佛里德曼有一句發人深省的話：“只有危機才能帶來真正的變革。”同時，他認為經濟安排在促進自由社會方面有雙重作用。一方面，經濟安排中的自由本身在廣泛意義上可以理解成為自由額的一個組成部分，所以經濟自由本身是一個目的；其次，經濟自由也是達到政治自由的一個不可缺少的手段。他舉例說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外匯控制，英國公民不準去美國度假；在這件事情上，英國公民所被剥奪的基本自由正和美國公民由於意識形態原因不被允許去蘇聯度假一樣。在外表上，一個是對自由經濟的限制，而另一個則是對自由的政治限制，然而兩者所指的區別不大，就是對公民的自由造成傷害。

　　佛里德曼是一個願意用經濟的眼光看待社會問題的人，他願意針砭時弊，用犀利的眼光看待政府的公共決策。他一生的工作都是在捍衛自由市場經濟，正如他在《資本主義與自由》的第一章中寫道：經濟自由給人們所需要的東西，而不是一個特殊集團認為他們應該需要的東西。在反對自由市場制度的各種論點中，最基本的觀點就是缺乏對自由本身的信任。

本文摘自《一盞經濟的漁火》

　　中國人為什麼愛存錢；讓歷史失憶的超市；地產泡沫的複雜答案；從經濟地理學分析“溫州現象”；不完美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大國崛起的秘密；盛世中國的環保夢魇；創新引領未來。
作為一本經濟理論與實務結合的經濟學散文集，書中的話題涉獵比較廣泛，從我們生活中的小事到宏觀層面的熱點話題，作者從經濟學的角度針對社會各個層面的經濟現象做了深入的觀察和思考，試圖引導讀者從表面現象深入了解其背後的經濟規律和發展軌迹。
期待會讓更多的讀者了解經濟學，喜愛經濟學，並且明白社會和生活的變化很多時候是經濟學的規律在左右或者說推動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