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的老闆我們絕對不合作

　　第一類，是那些完全利欲熏心，滿眼、滿心只認錢的老闆。他們是純粹的“商業動物”，人格金錢化，沒有親情，沒有愛情，沒有友情，有的僅僅是商業上的利害得失，利欲熏心至每一個毛孔。為了財富，他們可以不顧尊嚴，低三下四，奴顔婢膝；為了金錢，他們可以六親不認，翻臉無情；為了孔方兄，他們可以認賊作父，化敵為友。他們眼中只有利用與被利用的關系，他們整天想的都是如何用最少的錢或不用錢就可以利用別人。他們是“死魂靈”，是“葛朗台”，是“威尼斯商人”。這種老闆的每一個細胞都充斥著算計、狡詐、唯利是圖的基因，他們將商業文化的負面推到了極致。有人說：“他們窮得只剩錢了。”這些老闆在獲得巨大商業成功的同時，心靈扭曲，人格分裂，甚至連最基本的生理功能都大大退化了。這種老闆給我再多的錢，我也不會跟他綁在一起。但話說回來，這種老闆我固然不喜歡，不過也不會充滿仇視，因為我知道，他們是中國社會轉型期必然的產物。在西方歷史上，在所謂的自由資本主義時期，不就產生了許多這樣的怪胎嗎？19世紀與其說是一個伴隨著工業革命的蓬勃發展、工人運動此起彼伏、勞資鬥争異常激烈的時代，還不如說是一個大反思、大批判的時代。如果沒有資本家殘酷不仁的剝削、沒有社會的嚴重不公，怎麼會產生馬克思、恩格斯那樣的思想家？如果不是因為社會的風雲突變，人們的信仰、價值理念、道德標準嚴重失衡，怎麼會產生諸如叔本華、尼採、普列漢諾夫、考茨基、克魯泡特金等的思想家？如果沒有對社會的弱勢群體、對邊緣人群深深的同情以及對唯利是圖的資產階級的無比仇恨，怎麼可能會產生馬克•吐溫、狄更斯、左拉、雨果、司湯達、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果戈理、契诃夫等偉大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老闆“變形記”是社會進步的必然代價，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因此，我們對那些守財奴式的老闆只有理性的審視而無情緒的怒火。第二類，是在根本的價值取向上懸殊很大的老闆，正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目前中國有許多名氣很大的老闆，從表面上看，他們是實業家、社會活動家，可能還是慈善家。他們亮相於鏡頭，行走於舞台，佈道於四方。“振興民族工業”、“社會良知”、“做人準則”、“實業興邦”、“堅決擁護‘三個代表’”等，是他們常挂在嘴上邊的。他們個個衣冠楚楚、道貌岸然，人人能說會道、巧舌如簧，放眼望去，好像他們真的是民族的脊梁、國家的希望。可惜的是，他們發財的通路卻是以損害社會公權為前提，以追求短期效益為手段，以禍害無辜為理所當然的。這種老闆，不管他的名聲有多大，實力有多強，給我們的回報有多大，我們是絕不會與之合作的。對這一類人，我們只能是“敬鬼神而遠之”。因為與這樣的老闆合作，風險是非常高的。他們往往爬得越高，摔得也就越重。他們行走在地獄的邊緣，100次的冒險，就算有99次成功，但只要1次失手，就會前功盡棄。伊拉克的強人薩達姆長期與美國人玩貓和老鼠的遊戲，得手的次數多了，就不自覺地開始膨脹，好像自己是一個遠古時期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的偉大武士。最後一次失手了，落得了一個家破人亡的凄涼下場。第三類老闆，其表面風格跟前面兩類大不相同。他們的形象不是道貌岸然，而是休閑化、平民化，到央視做嘉賓，他們從不穿西裝、打領帶，也從不穿皮鞋，而是著對襟裝（也叫父母裝）、佈鞋。他們的言辭，也不像那些“竊國大盜”一樣滿口的仁義道德、社會良知，反而是平民俚語，嬉笑怒罵。這類老闆聚集最多的地方是中國的文化心髒——北京。對這一類備受媒體和普通大衆追捧的侃爺型老闆，我們多半也是“敬鬼神而遠之”。這一類人最大的特點，是他們在平民化的外表下，隐藏著把別人當傻瓜的心理。這是我們永遠無法認同的。

本文摘自《王志綱社會經濟觀察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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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制外的獨立知識分子身份，長年恪守“丙方的立場”，使王志綱具備了既在市場浪潮中與狼共舞，又在紛繁世事中同流而不合污的觀察便利。本書展示了王志綱作為中國最優秀的商業觀察家的深刻、睿智及人文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