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貸革命

　　法國舊政權的垮台是遭遇金融困境的結果，而在紙幣基础上建立新政權的嘗試，最終也以經濟危機作為結束。

　　——斯特凡·西蒙斯

　　“這是叛亂”，1789年7月14日晚，在聽說巴黎附近的巴士底獄發生暴亂時，路易十六鎮定地說道。“不，陛下，這是革命”，“國王衣帽間大總管”富科-利昂庫爾特公爵大膽反驳說——很明顯他沒能讓國王認識到形勢的嚴峻，因為在國王的日記中，關於這一事件的記載只有潦草的一個詞——“無事可記”。

　　這簡短的一個詞顯示了國王對於形勢的誤讀，更是對愚蠢的統治階層的諷刺。他們當時完全沒有預料到那場所謂的“叛亂”後來會成為對人類歷史影響深遠的大事件：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獄僅僅拉開了法國大革命的序幕。不過在那樣一個經濟危機、苛捐雜稅、社會貧困和政治反抗並存的年代，究竟什麼才是這場堪稱18世紀最大事件的導火索，歷史學家們目前尚無定論。但無論如何，攻占巴黎這一關押政治犯的堡壘最終成為反抗腐朽舊制度的標志，成為全國革命的信號。

　　雖然巴士底獄當時只關押了七名政治犯，但每天早上從這座建築前走過的人們還是將它視為封建制度的象徵和“貴族的堡壘”，並最終以此為先機推翻了國王的統治。當天下午17時，起義者把巴士底獄完全拆毀，象徵著封建罪惡的巴士底獄從此在地球上消失了，雖然這只是一場小小的暴亂，卻意味著法國舊政權的彻底終結。

　　幾百年來，專制的法國波旁王朝根基一直不穩。尤其在路易十六統治期間（1643年-1715年），政府入不敷出的局面日益嚴重。雖然在太陽王繼任者的統治時期，法國誕生了一大批思想家，如孟德斯鸠、伏爾泰、狄德羅、盧梭，新思維不斷湧現，市民階層成長起來，民主意識出現萌芽，殖民經濟蓬勃發展，奴隸貿易收益頗豐，但是國家仍然陷入了巨大的財政赤字之中，債務沉重。雖然之前帝國已經實行了幾次的財政改革，但都以失敗告終。到1774年，十九歲的路易十六掌權時，帝國已經處於破產的邊緣。

　　然而，似乎沒有人意識到形勢的嚴峻。新國王和自己十七歲的王後在巴黎舉行盛典時，人們的心裡仍然存有一絲僥幸，他們認為法國能夠避免財政崩潰。王後瑪麗·安託瓦內特在寫給母親奧地利女王瑪麗亞·特蕾西亞的信中說，雖然“稅賦繁重”，但我和我的丈夫遇到的只有“窮苦人民的熱愛和歡迎”。

　　當然，現實確實需要改變。因為新王後是個任性固執又放蕩不羁的統治者，她不喜歡政治，只喜歡流連於假面舞會、賭博和無休止的服飾打扮，生活奢靡無度，國王甚至還為她修建了小特里亞農宮——裡面還有一個人工湖，這竟然花掉了67.6萬法郎！在當時的法國，這絕對是一個驚人的數字。她不擅學習，從維也納嫁到法國後依然不會講法語，一直被國民視為 “外國人”，並因此不斷落入醜聞的漩渦。瑪麗·安託瓦內特被戲谑為“赤字夫人”，每年大概6%的國家財政支出花在她的身上，從這個意義上說，她簡直就是肆意揮霍的法國宮廷的代名詞！

　　另一方面，與凡爾賽宮里的奢華世界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農民的悲惨生活。當時法國農民數目龐大，是法國封建統治金字塔的最底層，他們不僅遭受地主的剥削，還要為碾磨糧食、過路和租賃土地承擔賦稅，而稍高的社會等級是免稅的。教士是當時法國封建社會的第一等級，只有15萬人，他們宣稱現有的社會等級是上帝規定的；除富有的大主教、修道院院長或大教士會成員外，收入相對低得多的普通僧侶和鄉村牧師也屬於這一等級。大約35萬名貴族屬於第二等級。其他各種人，包括市民階層、律師、商人和官員都歸入第三等級，即平民。

　　但是，造成帝國衰敗的原因不僅僅是政府無法從真正有錢人的手中徵稅或是宮廷的奢靡生活，掏空國庫的罪魁禍首其實是連年不斷的戰爭：奧地利王位繼承戰、七年戰爭和法國對美國獨立戰爭的支援。海外戰爭的投入不僅數額巨大，而且還有很大的政治風險。雖然新世界的民主主義浪潮得到了法國國內舊政權統治下的自由思想家的大力支援，但是軍事冒險所付出的代價也是惨痛的：不斷增大的財政開支、持續累積的戰爭借款、國債等等早已提前幾年預支了國家的財政收入。

　　1789年的冬天尤其難熬，嚴寒、饑餓和人民對冷漠的“鎖匠國王”的不滿積聚在一起。法國財政赤字已經驚人地達到10億利弗爾，這一切終於被引爆。

　　路易十六的首席財政大臣銀行家內克雖然試圖進行稅賦改革，並把改革的矛頭指向教士和貴族的特權，但都以失敗告終。無奈之下，他們於1789年召集已經停止了175年的“三級會議”來籌款，畢竟按照傳統，這一會議有權批準徵收新稅。1789年5月5日，三個社會等級的代表齊聚凡爾賽宮，在內克的努力下，參會的第三等級代表數量已經與特權等級持平。會上的主要議題是按人數還是等級進行表決，然而在長達幾週沒有結果的讨論後，市民代表宣佈自己成立“國民議會”。

　　路易十六聽了這些要求，暴跳如雷，認為第三等級大逆不道。他偷偷把效忠王朝的軍隊調回巴黎，準備逮捕第三等級的代表。1789年6月20日，國王封鎖了議會場所，578名第三等級的代表於是聚集於凡爾賽宮室內的網球場上，他們也鼓動一部分下級教士和前進派的貴族參與。因擔心國王武力壓制，與會人在誓約上簽名宣誓：“如不制訂出一部王國憲法並使之得以實施，決不解散。”但是，國王在7月11日將受群衆歡迎和支援的財政大臣內克免職，巴黎人民群情激憤，怒不可遏。於是，醞釀很久的一場大革命就這樣爆發了，巴士底獄成為首當其沖的戰場。

　　就在憤怒的農民圍攻宮殿和修道院，貴族們急匆匆地逃往國外之時，國民議會以“自由、平等、博愛”為名宣佈廢除原有的等級制度：廢除農奴制、狩獵權、什一稅、政府或教會職位的買賣。1792年9月，君主專制制度瓦解，次年1月，路易十六被送往巴黎革命廣場的斷頭台——這是一位名叫約吉坦的醫生的創造性發明。

　　革命勢不可擋。國民議會在1789年8月26日頒佈了《人權宣言》，它採用18世紀的啟蒙學說，宣佈自由、財產、安全和反抗壓迫是天賦不可剥奪的人權；肯定了言論、信仰、著作和出版自由，闡明了司法、行政、立法三權分立的原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但國庫依然虧空。為了不讓新生的共和政權背上重稅的負擔，塔列朗24和制憲會議的其他成員想到一個絕佳的主意：通過將教會土地收歸國有並進行出售來整頓財政，即“教會土地由國家處理”的決議案。隨後，又用教會土地作為抵押發行指券。指券，即指定的債券，是一種對國家土地有購買特權的票據，相當於國債。

　　據法國歷史中心負責人，歷史學家喬爾·費里西說：“革命者的目標不僅是解決迫在眉睫的財政問題，他們還希望由此獲得教會不動產潛在購買者的政治支援。”“因為低價購進土地，富有且對國王忠誠的階層應該感激新當權者，進而繼續保持忠誠”，撰寫了有關路易十六和瑪麗·安託瓦內特權威著作的作者說，“革命者希望避免新政權由於財政危機導致失敗，因為社會動蕩會引發反革命，這是他們自1789年6月起就一直擔心的事情。”

　　但是，關於如何發放指券始終存在爭議。路易十五統治時期，因為來自蘇格蘭的賭徒約翰·勞發行紙幣和股票引發投機熱潮，並導致後來的危機。自此以後，法國人民對紙幣一直持保留態度。

　　不過土地總是最好的商品。按照美國歷史學家安德魯·迪克森·懷特的觀點，主教的城市宮殿、修道院等——“他們虔誠地積累了1500年的財富”，其價值總計超過了全法國不動產的1/4。所以開始發行的指券帶有5%的年利是有充分依據的，此時它代表對國家土地的債權。政府向人們保證，教會財產拍賣所得將被用來回收指券，即償清國債。但是，隨後指券不斷被增發，達到4億利弗爾之多，已是不動產實際價值的數倍。

　　這次金融試驗最終失敗。正如比利時經濟學家、證券交易所負責人佈魯諾·科爾曼特影射最近的美國經濟危機時所說，指券成為“次貸危機的先祖”。由於資本流無法填補財政空缺，局面最終難以控制。政府嘗到第一次成功發售指券的甜頭後，不斷增發指券，第二次發行金額有8億利弗爾，到1790年4月，指券變成紙幣，不再帶有利息。

　　很快，濫發紙幣的後果顯現出來。由於人民對政府及指券的不信任，由於投機者的狡猾伎倆和僞造者的模仿，其中還包括外國政府，導致了指券數量猛漲，而實際價值下跌。當局不得不採取緊急措施，為紅酒、面包等重要的生活物資制定最高價。就在流水線上馬不停蹄印刷指券的同時，金銀等貴金屬退出流通領域；物資越來越緊缺，物價上漲，黑市交易迅速蔓延。“我們知道現在是自由主宰一切”，1792年5月17日，國民議會收到的一封市民請願書如此寫道，“但是，如果我們去沙蒂爾的市場就會發現，我們什麼都買不起，不論是黃油、芝士，還是雞蛋。”

　　內外交困的局面讓新政權無力應對，也進一步加劇了貧困。共和國的生產大退步，但紙幣的印刷卻從未止步。1793年初，市場上流通的紙幣竟多達20億利弗爾。任何人，只要他質疑貨幣的穩定或不按全價接受指券，就要被送上斷頭台，而告發這一非愛國主義行為的人卻可以因此獲得獎金。

　　持續不斷的紙幣生產也促進了技術革新：刻印出來的名章取代了手寫簽名；機械計數器可以將钞票數值累加。

　　1795年，已有73億指券發放到人民手中；一年後，這個數字增長到難以想象的地步——300億。很多法國人拒絕使用紙幣，又開始用貴金屬貨幣進行交易。法國政府卻像鴕鳥一樣將頭埋入土中，換湯不換藥地把法國貨幣單位從利弗爾改為象徵愛國主義的法郎，並以斷頭台逼迫人們繼續使用指券。當時流傳著這樣一個說法：“在塞弗爾的另一侧，指券連一杯水都買不到。”此時在首都仍然流通“巴黎的钞票”，而其他地方已經開始逐漸使用硬通貨——金屬貨幣，進行交易。

　　想要終結這種新的支付手段變得越來越困難，尤其是財政制度與實際流通的紙幣已經挂鈎。“現在對於統治者來說很好，人們不僅通過無節制地印刷紙幣來滿足所有已知和未知的需求，還能?任何不可預知的情況下提供必要數量的紙幣”，法國前財政大臣內克譏諷地說，“國庫的運轉只要有一家印钞廠、一枚印章和一台印刷機即可。”

　　1796年1月，指券的流通價值已降至其面額的1%。2月，憤怒的人們沖進印钞廠，用锤子敲碎了印制紙幣的鉛版，並把所有可燃燒的印刷工具扔進用於焚燒的木柴垛里。在這場“或許是大革命最後的大盛典”（按照歷史學家米歇爾·佈呂吉埃的說法）之後，情況依然沒有改善。雖然新政府規定以30：1的比例將指券兌換成所謂的有價證券。但是不僅“指券”和“有價證券”的名字類似，它們的命運也如此相同：這種有價證券的貶值速度甚至比它的前任還要快很多。一年後，政府宣佈所有紙幣無效。

　　1799年11月，拿破侖執掌法國大權時，他所面對的首要困擾就是一貧如洗的國庫：債務負擔沉重，由於沒有了舊的徵稅基础——土地等不動產，新的徵稅手段也收效甚微。與此同時，新政權也遭遇著各種戰爭危機：在法國的東部邊界、萊茵河畔，戰爭似乎從未中斷，旺代省也不斷爆發流血沖突。由於無法發放軍饷，很多窮人不願繼續留在軍隊。政府的巨額借債甚至無法支付一天的開銷。

　　第一次內閣會議時，有人問到這位法國第一執政官，他將採取什麼措施穩定經濟時，拿破侖·波拿巴只是簡短地回答道：“我要麼支付現金，要麼什麼都不支付”，這表明了他非常不想沿用前任政府的舉債政策。

本文摘自《誰是下一個金融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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