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李鵬總理出席安理會首腦會議、達沃斯論壇年會並訪問西歐(8)

　　2月6日李鵬總理與西班牙首相岡薩雷斯再次舉行會談，這是兩天來兩位領導人第三次見面。李鵬認為，訪問很成功，富有成果。岡薩雷斯同意李鵬的看法，認為這次訪問有利於西中兩國和歐共體與中國關係的改善和發展，雙方簽訂的幾項協議就是兩國關係在發展的具體體現。李鵬說，簽署這些協定只是兩國加強合作的開始，中西兩國的政治關係很好，雙方在經濟上互補性強，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兩國在各個領域的合作必將有更大的發展。兩位領導人還商定今後要加強兩國之間的人員來往，以推動雙方的合作。

　　2月5日下午，李鵬總理先後會見了西班牙企業家聯合會主席奎瓦斯、國家工業協會主席薩拉斯等一些西班牙知名企業家和銀行家，同他們就開展經貿合作交換了意見。

　　在12天的出訪過程中，李鵬總理會見了數十位各國知名企業家和工商界人士，向他們介紹了中國的經濟政策，鼓勵他們來中國投資發展。正是通過這種面對面的直接交流，才堅定了外國企業家來華投資的信心和決心。

　　總之，這次訪問是一次雙邊外交和多邊外交、政治外交和經濟外交、官方外交和民間外交相結合的訪問。

　　四、啟示

　　李鵬總理此次出訪行程38 000多公里，歷時12天，日程十分緊張，內容豐富多彩，與往訪國家的領導人、各界人士的會談、會晤以及會見我駐外人員、華僑、華人多達60餘場。我們有以下啟示：

　　（一）把雙邊外交和多邊外交、政治外交和經濟外交、官方外交和民間外交相結合是這次訪問的一大特點

　　中國外交長期以來以雙邊外交為主，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們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沒有得到恢復，中國外交的舞台還比較小，與中國建交的國家數量有限。中國的多邊外交除1955年亞非會議之外，總體上實踐有限。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恢復了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後，在後來較長時間裡，我們對多邊外交的認識是比較局限的，認為聯合國的主要作用不過是一個講壇而已。然而，自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逐步調整了多邊外交的政策，更多地參與聯合國系統內的多邊事務。1989年北京“政治風波”之後，我國對外關係中出現了一個動向，雙邊外交受到很大限制，但多邊外交基本上沒有受影響。中央和外交部領導看準了這一動向，決定以多邊外交促雙邊外交，充分利用多邊外交提供的廣闊空間打破制裁，改善我國外交的處境。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很長時間裡，中國的外交主要集中在政治外交上，經濟外交所占的分量很小。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對外合作取得了巨大的進展。1989年“政治風波”後，中國對外關係當中出現了一個明顯的動向，即西方政界人士對中國的指責和攻擊較多，而經濟界人士則相對冷靜客觀。中國與西方世界的經濟合作成為推動雙方關係恢復和發展的重要因素。中央敏銳地抓住了這一動向，並在重大的外交活動當中，有意識地把政治外交與經濟外交結合起來，這是過去所不多見的。

　　盡管在《聯合國憲章》中曾提到非政府組織，然而，在二戰後相當長的時間裡，非政府組織的活動並不很活躍。進入70年代，隨著全球化的深入，在經濟領域的非政府組織逐漸活躍起來，世界經濟論壇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世界經濟論壇成立於1971年，論壇創始人施瓦佈先生是一位頗具全球意識和戰略眼光的人。早在70年代末期，他就訪問了中國，希望中國參與世界經濟論壇的活動。到了90年代初，世界經濟論壇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生活中影響頗大的論壇。1992年1月30日，李鵬總理應邀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的開幕式上發表題為《九十年代的中國經濟》的演說。1989年之後，全世界政治和經濟界人士都有這樣一些問題：中國向何處去？中國的改革還會繼續嗎？中國的經濟狀況究竟如何？論壇邀請李鵬總理出席講話，給與會者提供了直接聽取中國領導人介紹中國的機會。這一天，論壇大會的會場座無虛席，李鵬總理的講話引起了大家極大的興趣。

　　外資進入中國主要是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後，1978年至1989年，進入中國的外資總量不過170億美元，而到2006年進入中國的外資總量就高達6000億美元。李鵬總理的講話對推動後來外部世界與中國的合作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本文摘自《錢其琛作序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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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發生了重大而又深刻的變化，我們的時代已經從戰爭與革命的時代進入了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時代。在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時代里，外交的作用上升，事實上中國的外交已經迎來了一個黃金時期。吳建民同志這本《外交案例》用作教材我認為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