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週恩來總理出席萬隆會議(3)

2014-01-16 16:28:38

　　在確定了我們參加會議的大方向後，週恩來意識到必須明確我們的參加方針，制定符合客觀形勢的政策。從1955年2月起，週總理立即著手籌備會前的準備工作，主持研究和制定了我們參加會議的方針和策略，並在4月初向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參加亞非會議的方案（草案）》，這份草案指出：

　　亞非會議是沒有帝國主義參加，而由亞非地區絕大多數國家所舉行的國際會議，大多數國家都有不同程度的要求和平、要求獨立、要求發展本國經濟的共同願望。

　　我們在亞非會議的總方針應該是爭取擴大世界和平統一戰線，促進民族獨立運動，並為建立和加強我國同若幹亞非國家的事務和對外關係創造條件。

　　在和平共處和友好合作問題上，我們的主張是：保障世界和平，維護民族獨立並為此目的促進各國間的友好合作。友好合作應該以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和反對侵略、反對戰爭為基础。我們主張通過國際協調和緩和並消除國際緊張局勢，包括臺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在內。我們主張禁止和銷毀原子武器和一些大規模毀滅性武器。

　　在嚴格區分各國內政和共產主義思想的問題上，亞非會議不讨論共產主義問題是對的。但應在適當場合中，如在仰光會談中，適當暗示我們贊成不讨論共產主義問題，但並不怕讨論這一問題。應該指出，內政不得干涉，但共產主義思想的影響和傳播是無法阻止的；強調革命不能輸出，但同時任何一國人民所表現的共同意志也不應允許外來的干涉。

　　這份草案經毛澤東主席和劉少奇委員長審核後，代表了我國即將出席亞非會議時所持的態度。

　　在準備出席會議期間，中國政府還通過外交途徑同具體籌備亞非會議的印度尼西亞政府，就在亞非國家實行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交換了意見，並建議把五項原則作為亞非會議的指導思想。

　　（二）迎難而上

　　1955年4月7日，剛剛做完急性闌尾炎手術的週恩來，在還未完全康复的情況下，率領中國代表團一行乘坐中國空軍蘇式里—2飛機，離開北京，途經重慶，於8日中午11時30分抵達昆明。

　　早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期間，週總理的卓越表現就使盤踞在臺灣的蔣介石大感緊張。他於1955年初向國民黨高層人士發表了一篇題為《最近國內外局勢的推演與我們反攻复國計劃的進度說明》。在這篇講話中，蔣介石悲歎道：1955年4月至6月乃“我們外交最緊張的時期”。週恩來總理在2月10日公開發表關於接受印度尼西亞總理的邀請參加亞非會議的聲明後，國民黨當局就開始策劃謀害週恩來總理的罪惡計劃，並把香港和萬隆作為實施計劃的主要地點。

　　4月11日，臺灣國民黨特務機關指使在香港啟德機場工作的特務週駒，預先在中國代表團包租的一架印度國際航空公司C—69型星座式客機，即“克什米爾公主號”右翼輪舱附近，放置了定時炸彈。這天中午12時15分飛機飛離香港約4小時後，在大納土納群島附近的南中國海上空，炸彈爆炸的碎片擊中第三號油箱，引發無法控制的大火，迅即飛機墜毀。中國和越南代表團工作人員以及隨同前往的中外記者共11人全部遇難。

　　由於週總理應約去緬甸仰光同尼赫魯、吳努、納賽爾、範文同、納伊姆汗舉行非正式的六國會談，改變了出國路線，得以幸免於難。

　　事後，週恩來總理除指示有關方面加強對敵情報工作外，繼續按預定計劃進行會議籌備，飛往仰光。

　　當天晚上，緬甸、中國、印度、越南、埃及和阿富汗六國領導人在緬甸總統府召開會議，讨論“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事件帶來的影響，商談即將召開的亞非會議可能出現的形勢等重要問題。這時，飛機爆炸事件已經在一些國家中引起了思想混亂：有的國家領導人擔心會議開不成了，有的國家領導人認為即使開成了，也不一定能取得積極成果。

　　針對這些負面情緒，週恩來總理分析了召開亞非會議的有利條件，冷靜地指出：“敵人對會議搞示威性破壞，並不說明他們強大，恰恰說明他們害怕我們召開亞非會議。只要各國從彼此根本利益上求大同，只要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亞非國家團結的精神，去反擊殖民主義的挑戰，亞非會議就一定能夠開好，一定能取得成功。”同時，他也真誠地建議在座的各位領導人，在亞非會議上不提共產主義問題，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爭論，致使會議沒有結果。

本文摘自《錢其琛作序推薦》

　　世界發生了重大而又深刻的變化，我們的時代已經從戰爭與革命的時代進入了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時代。在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時代里，外交的作用上升，事實上中國的外交已經迎來了一個黃金時期。吳建民同志這本《外交案例》用作教材我認為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