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國式財富(2)

　　更何況，這個時候的皇帝陛下根本沒有、也不可能認識到這是一條高速公路，帝國的統治者從來就沒有從這個出口出去的籌劃。

　　熟讀史書的皇帝和帝國的主政官員們，對歷史上由災荒、饑馑帶來的災民變亂驚恐萬狀。重農抑商的治國理念大致由此而來。在中國，“商人”一詞，自誕生之日就充滿了屈辱，在商週交替時期，被推翻了的商朝的遺老遺少們當然財富盡失，而且耕種土地的權力也被剥奪，於是，他們只能靠長途販運貨物，賺取一點微薄利潤來生活。於是，這種把糧食與牲口倒來倒去，卻並未為社會增加財富的人都是當時社會沒人正眼瞧的商代遺民，時人稱之“商人”。正因如此，日後數百上千年，中國人一直對“商人”之稱是鄙視的。帝王與官僚們自然也未能正眼看商人，對商業行為始終不以為然，在他們看來，江山社稷的穩定和秩序這樣的頭等大事，與黎民百姓的饑飽冷暖息息相關。因而，農桑為本，稻粱為豐，也就成了國家政策的基調。康、雍以來，就有各種政策鼓勵墾荒，強調糧食生產，建設水利工程。農桑、河運、漕運為政府之要務。經濟作物的種植則得不到政府的支援，礦物開採、手工業更是在被禁之列。視康熙為聖明的乾隆皇帝在主政期間，基本上延續了這一國策。對於由工商業帶來的旺盛財富、浮華虛榮，皇帝陛下和他的政府官員們只是樂於享受，而不思扶持。國家財政在農業水利方面的支出越來越大，而在工商業方面則幾近於無。與若幹財富興旺的景況形成強烈反差的是，帝國的制度和組織與亞當·斯密所說的“商業系統” ，沒有絲毫接近的迹象。

　　事實上，當時自西而來的工商業文明正在向這個古老的帝國頻抛媚眼。英國人開辦的東印度公司，長期以來，對擴大與大清帝國的商業貿易，充滿了渴望。1750年以後，就多次提出在江浙皖贛一帶增開商埠。1755—1756年間，已有少量東印度公司的商船在浙江寧波、定海一帶活動。乾隆皇帝在接到地方官員的奏報後，立即以海滨重地應防微杜漸為由，傳旨閩浙總督嚴加防範。1757年初，浙江海關新稅則出台。皇帝希望通過立法禁絕洋商在東部沿海的經商活動，故而新稅則中僅正稅一項較廣東海關增加一倍還不止。關稅大幅提高以後，洋人的商船依然不斷地駛來。數月之後，乾隆皇帝突然下達了廣州單口通商的谕旨，從今往後，洋商只能到廣州這個唯一的對外口岸進行貿易，東部口岸的貿易戛然而止。

　　海禁在明代已然成例，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出身赤貧，只向往簡樸的農業社會，如有可能他甚至會廢除貨幣和一切商品交易。建南京城牆時，竟可笑到每一塊磚都由全國各地農民燒好運到南京，根本就沒想到在南京設廠更高效、更經濟。即使為後人極力誇耀的鄭和下西洋，實際上不過是一次規模浩大的政治遊行。這種不為殖民、不為貿易的所謂下西洋除了勞民傷財，實在難以看出還有什麼意義所在？至於清代的海禁，雖然另有若幹具體原因，然而，皇權、農業秩序、江山穩固等等，與自由放任的工商業勢同水火，卻是根本所在。乾隆皇帝和他的決策系統盡管也有過猶豫，但最終還是不為所動。皇權的理性拒絕了這一切。

　　在此之後，帝國的經濟仍然保持了一定的活力，人們依然能夠看到前文所述的繁榮景況，而江浙地區尤甚。然而，僵硬的體制之下，這樣的活力終究不過昙花一現。風頭一過，即成死水一潭。

　　亞當·斯密所說的“商業系統”，於中國既難形成，大量的財富也就只能在“農業系統”中徘徊。而農業卻長期裹足不前，令來到帝國的洋人也不免擔憂：

　　中國人用來脫粒的機器，埃及人現在也在用，只不過後者是用牛來帶動機器，前者是用水來帶動機器……中國人用來耕地的犁，埃及人現在還在使用，這種工具受到法蘭西學院院士的肯定，認為它是兩千年使用的著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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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是勤勞的，這點無可否認，但是他們付出的勞動沒有得到公正的評價，最主要的是他們沒有最大地發揮出耕地工具的優勢。他們將土地開墾四英寸深，然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同一片土地上耕來耕去，埋掉舊的，填上新的，而不去開墾新的土地。試想，即使用最好的犁地工具，他們的騾和馬以及老、弱、婦女又如何能長期從事這種艱苦的勞動？

　　（註：英 約翰 巴羅《中國遊記》）

　　徘徊在如此低效率、高成本的農業系統之內，財富沒有了獲取更大利益的可能，漸漸地失去了逐利的沖動。大量的財富經過長期消耗，至於無形。

本文摘自《從絕望中找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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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從管理的角度，以細節的眼光審視歷史，以哲學的高度評說得失。分析了1750——1950年這個時間段的中國經濟由盛而衰的原因，並且與同時段的西?國家做對比，讓人們從中絕望中找到希望，看到中國發展強大的前景，重現大國的崛起。
本書視角獨特，分析到位，展現了中國從1750-1950年這200年歷史的真正面貌，給人以警示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