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春到江南(1)

　　1751年，也就是乾隆十六年，江南各地的春天來得特別早。新年剛過，杭州西湖岸邊的柳樹，就吐出了星星點點的嫩綠。春風里，人們紛紛走出戶外，探親訪友。然而，那些在政府部門供職的，自督撫以下的大小官員們，此刻卻無心貪戀春色。他們在和家人短暫地團聚之後，即提前結束假期，步履匆匆地趕往衙門。他們要在這里緊張地工作，迎接另一個春天的來臨——皇帝早已頒下谕旨：今年春天巡視江南。雖然離聖駕莅臨尚有時日，但“接駕”這樣千頭萬緒紛繁複雜的大事，哪敢造次？還得早早地精心籌備才是！對於他們來說，沐浴皇恩遠比沐浴春風要快樂一萬倍。焦頭爛額的官員們，每每想到浩蕩的皇恩，忙亂的腳步就輕盈了許多。

　　距江南萬里之遙的北京，皇城內外，更是忙亂一片。盡管準備工作已持續多日，然而皇帝出巡畢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正月十三日，皇帝陛下南出正陽門，“南巡”偉業正式開啟。太後、皇後、若幹王公貴族隨駕南行，大量政府官員、儀仗侍衛、兵丁仆役恭奉聖駕。2000餘人的隊伍綿延數里，迤逦而行，前方儀仗去正陽門已有一里多地，尾部尚在城內。皇帝出巡期間被委以代理朝政的大學士劉統勳、總攬軍務的大學士史贻直，一大早就率領留守京城的官員們到正陽門恭送聖駕。長時間跪在冰冷的石闆上，兩位大人的膝蓋隐隐作痛。皇城根下的老百姓們也紛紛擁上街頭，一睹皇帝出行的壯觀，只不過北國凜冽的寒風吹散了他們的新年喜慶，留下了一臉僵硬和麻木。

　　運河內外，更是人聲鼎沸，熱鬧非凡。一千多艘大船首尾相銜數十里，整裝待發。皇家精銳的騎兵部隊夾岸護衛，旌旗招展，萬馬奔騰。皇帝陛下及王公貴族、隨行官員所乘船只不用篙漿，而用人力，為此徵調纖夫三千六百人。水路之外，陸路也不甘其次，馬匹六千、車輛四百、駱駝八百、民夫一萬隨途聽候調遣。驚心動魄的聲勢之下，威風八面的乾隆皇帝向傳說中美麗如畫的江南進發。

　　直隸、山東、安徽、江蘇、浙江等各省官員和富豪，施展平生之才智，竭盡全力地向皇帝陛下展示帝國的盛世氣象。其想象力之豐富、浮華之盛，即便二百餘年之後，也令人不免咋舌！大興土木，沿途修建行宮三十所。道路兩旁的民居、店鋪全部用油漆刷新，大紅燈籠高高挂起。河道里遊弋著燈舫龍舟，兩岸用翠柏鬆枝搭建彩棚，各色旗幟迎風飄揚。皇帝所到之處，三十里以內的政府官員、地方紳士、讀書人、年長百姓一律到現場排隊跪拜迎駕。為吸引眼球，鎮江城別出心裁：一枚巨大的桃子用紅綠綢緞裝飾而成，遠在十多里外即隐約可見，聖駕臨近，焰火四發，巨桃開裂，數百名演員在桃子里載歌載舞。唯恐皇帝陛下對週圍環境不適，揚州官商不辞辛勞，建造一座喇嘛白塔，讓北京南海的“瓊島春蔭”勝景一夜之間即在揚州的大虹園內再現。

　　江山如畫，心曠神怡的皇帝陛下流連忘返，數月之後才依依不舍地踏上歸程。五月初四，乾隆和他的南下大軍才浩浩蕩蕩地回到京城。然而，美不勝收的江南風情，令皇帝陛下魂牽夢萦。象一個“瘾君子”抑制不住對瘾物的迷戀一樣，第一次下江南之後的不足三十年間，乾隆皇帝居然又五次巡視江南。後五次的時間分別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二十七年(1762年)、三十年(1765年)、四十五年(1780年)、四十九年(1784年)。最後一次下江南，皇帝陛下已經是74歲的老人。如此高齡仍樂此不疲，不免讓人驚歎！

　　一下江南的前兩年，乾隆皇帝在兩道聖谕中陳述了“南巡”的四大理由：一是江浙官員代表地方軍民多次恭請聖駕臨幸，盛情難卻；二是循聖祖康熙皇帝南巡之例；三是考察戎政，問民疾苦；四是遂母後遊歷江南之願，以盡孝道。於國家治理而言，除第三條之外，其他幾條實在不能成為如此重大行動的理由。故而，自有“南巡”之議，便有若幹反對聲音。大學士讷親，最早被指派為未來的“南巡”勘察道路。讷親對皇帝的“南巡”計劃頗有腹議，他裝模作樣地在江南各地轉悠了一圈之後，用一種婉轉曲折的辦法向皇帝奏報：蘇州的虎丘就象一個大墳堆，實在不能算作是名勝；城里的河道狹窄，大小船只擁擠不堪，河面上漂浮著糞便，臭不可聞。聞聽此言，皇帝陛下暫時失去了南下的興致。但讷親的智慧只不過使“南巡”的計劃稍稍延遲而已，乾隆皇帝邁向江南的堅強步伐，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擋。

　　作為一代明君，乾隆深知，象“南巡”這樣的偉大事業，絕不能給世人留下遊山玩水、吃喝玩樂的糟糕印象。每次南巡，最為重要的日程就是視察河工海防，“南巡之事，莫大於河工”。（註：《南巡記》）尤其是江浙兩省的河防海塘工程，大多都留下了皇帝陛下親臨閱視的足迹。

本文摘自《從絕望中找到希望》

---

　　 本書從管理的角度，以細節的眼光審視歷史，以哲學的高度評說得失。分析了1750——1950年這個時間段的中國經濟由盛而衰的原因，並且與同時段的西?國家做對比，讓人們從中絕望中找到希望，看到中國發展強大的前景，重現大國的崛起。
本書視角獨特，分析到位，展現了中國從1750-1950年這200年歷史的真正面貌，給人以警示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