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一把心腸論濁清”(2)

　　失意的徐述夔不思悔改，所著詩、書當中，多有懷念前明、诋毀滿清之語，招來日後的滅門之災。

　　1778年，內閣學士劉墉（也就是那位因三流影視劇而在當世鼎鼎大名的劉羅鍋）向皇帝舉報，徐述夔所著《一柱樓詩集》多有悖逆之句。當乾隆皇帝看到“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舉杯忽見明天子，且把壺兒擱一邊”等詩句時，勃然大怒。此時，徐述夔已離開人世十五年了，但仍被剖棺戮屍，兒孫一律處斬，所著詩書全部禁毀。處罰一個死人，仍然難消皇帝陛下的心頭之恨，於是，神經大發的乾隆皇帝把剩餘的怒火全部傾洩到徐述夔原籍的地方官員身上——江蘇佈政使陶易以“故縱大逆”之罪處斬；揚州知府、東台知縣以懲治遲延不力，分處流刑和徒刑。

　　徐述夔詩案中還有一個驚人的發現：乾隆爺前四次下江南都要召見的江南“大佬”沈德潛曾為徐述夔作傳，傳中寫有“品行文章皆可法”等稱贊之語。這令龍顔十分不悅。盡管沈德潛去世也快有十年了，但乾隆皇帝還是決意彻底調查。皇帝對沈德潛的家人宣稱，為了體現君臣之間的深厚情誼，他想重溫沈老先生的詩作，命沈族家人進呈詩集。於是，沈德潛晚年所編的多卷詩集擺到了皇帝的案頭。

　　當年以六十七歲高齡得中進士的沈德潛，在人生的最後三十年，極盡人臣之榮華富貴。在朝為官時，即深得乾隆皇帝賞識，常出入禁苑與乾隆吟風詠月，讨論歷代詩歌的源流升降，為“詩人”乾隆修改詩作或幹脆捉刀代寫。退休還籍後，仍屢受朝廷恩典，並封官加爵，蔭及子孫。“老來俏”讓熱衷功名利祿的沈老大人有些飄飄然，在所編詩集中，居然名令智昏，膽大妄為地把當年為皇帝修改和代為捉刀的詩作全都納入自己的名下。

　　可以想象，西洋鏡被戳穿，對虛榮心極強的“詩人”乾隆是何等嚴重的打擊！果不其然，乾隆皇帝看到自己的“著作權”被無端侵犯，臉色頓時陰沉得象暴風雨來臨之前的烏雲一般。他從詩集中找到沈德潛的《詠黑牡丹》，以其中“奪朱非正色，異種亦稱王”的詩句為罪證，指控沈德潛诽谤朝廷，大逆不道。於是，已經入土的沈老大人從棺材里被扒將出來，戮屍示衆，所有官爵谥典被盡行革去，禦赐祭葬碑文一並被毀。

　　上述兩例詩案，只不過是乾隆在位期間全部文字案之管中一斑。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所編《清代文字獄檔》記載，乾隆一朝，較大的文字案計有64起，其餘不下70起，其中，47起涉及極刑，生者斬首，死者戮屍，男性親族十五歲以上者連坐立斬。由深文週納，吹毛求疵，牽強附會，捕風捉影制造的文字獄，如一匹脫缰野馬，在這個古老國度里演示著它的瘋狂。

　　文字獄不僅僅是對肉體的謀殺，更是對思想的謀殺，對人權的謀殺。思想表達的權利既被剥奪，思想的動力和源泉便不复存在。於是，舉國上下都在山呼萬歲，歌功頌德。而這正是統治者樂於看到的，對於他們來說，接受統治的民衆們越是沒有思想，越是愚昧，江山社稷也就越牢固穩定。然而，他們並不知道，對於當權者來說，最大的冷漠莫過於歌功頌德，最大的熱情多表現為建議與批評。一個國家，一個掌握政權的君主，如果不讓或者不敢讓老百姓說話，尤其畏懼讀書人的議論，那麼“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之說就只能是自欺欺人了。言論自由沒有，思想禁锢就習以為常，由此導致政治體制的落後，進而必然是經濟的落後，後面自然是軍事上的不堪一擊。因此，當普天之下只有一種聲音時，“天下”也就岌岌可危了。

　　絕大多數讀書的人，對於殺頭當然很害怕。於是，心悸不已的他們一頭紮進故紙堆，不問世事。“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乾隆後期直至嘉慶年間，考據之風盛行。讀書人先從年代久遠的書籍中找來一句話甚至一個字，然後旁徵博引，從同樣年代久遠的書籍中找來大量的材料，對這句話或者這個字進行煩瑣細碎的考訂和論證。所證之題大多舍本求末，厚古薄今，而終不知所歸。時任浙江巡撫的阮元,其門下弟子入都會試，去通州買餅充饑，看到餅背斑斑驳驳，似有文圖，遂以紙拓下，戲而寄與阮元，謊稱古籍銘文，求師考訂。於是，多位名士，聚齊一處，衆說紛纭。最後還是阮元技高一籌，考出此乃《宣和國譜》中的某影。此門生自是哭笑不得。由此可見當時學風之一斑。這種脫離實際、華而不樸、沒有任何創造力、簡直是在踐踏人類智慧的遊戲，在中國居然被當作一種學術，而備受後世推崇。實在令人驚訝！

　　讀書人還能從事的一項事業就是通過科舉考試進入官場。

本文摘自《從絕望中找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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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從管理的角度，以細節的眼光審視歷史，以哲學的高度評說得失。分析了1750——1950年這個時間段的中國經濟由盛而衰的原因，並且與同時段的西?國家做對比，讓人們從中絕望中找到希望，看到中國發展強大的前景，重現大國的崛起。
本書視角獨特，分析到位，展現了中國從1750-1950年這200年歷史的真正面貌，給人以警示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