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國式財富(1)

　　六巡江南的排場奢華，足見這個遼闊帝國的富裕已非尋常。乾隆皇帝在位的十八世紀下半葉，清帝國無疑是這個世界上財富最為旺盛的地區。

　　乾隆皇帝每次巡視江南都要臨幸的江寧、蘇州、杭州三城，皆為著名的絲綢制造業中心。三地的織機數量均以萬計。杭州、嘉興、湖州三府，桑土饒沃，成就了杭州的絲織業。杭州的東北城區，數千萬家之男女，皆以絲織為業。織機發出的軋軋之聲，朝夕可聞，不絕於耳。西南城區的孩兒巷、貢院後、萬安橋西一帶，則雲集了大量從外地擁來的機匠和染匠，日夜不停地為絲織業服務。廣東、福建等地前來購買絲綢的客商在城區的大街小巷往來穿梭，熱鬧非凡。江寧織造，更是名動一時。當年康熙皇帝到江南巡視，數次下塌於江寧織造府，讓人們對它的財富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印象。“機業之興，百貨萃焉。”龐大的織造業，為江寧城帶來了蓋世繁華。小說家吳敬梓在他的名著《儒林外史》中對江寧城作了這樣的描述：

　　城里幾十條大街，幾百條小巷，都是人煙湊集，金粉樓台，……大街小巷合並起來，大小酒樓六七百家，茶社一千餘處。

　　揚州鹽業得壟斷之利，十分發達。鹽商們財富之巨，讓人驚歎！與政府高層關係密切的揚州鹽商向來膀闊腰粗，牛皮哄哄，金錢珠寶，視為泥沙。前文提到的一夜之間造起一座獻給皇上的喇嘛白塔，就是揚州八大鹽商之一江春的傑作。1786年，政府出兵鎮壓林爽文起義，鹽商江廣達，捐銀二百萬兩以備犒賞。一直到後來，政府治河經費不足時，鹽商們還集衆輸銀三百萬兩以佐工需。

　　北京、山西、河北、山東等省採煤業興旺。1762年，工部向皇帝陛下奏報，北京西山和宛平、房山兩縣，共有舊煤窯750座，正在開採的273座。京師百萬戶，皆仗西山之煤供給，從未有匮乏之虞。山東峄縣、北京門頭溝等地出現了擁有巨額財富的煤礦主。

　　市場也在一定程度上發育起來，至少從貨物的流通量上來看，完全可以這樣說。據估算，到1794年，各類貨物的流通值在4.5億兩白銀以上。流通量不斷增大，支付手段的難題接踵而至。提著叮兒咣啷的白銀，畢竟於交易不利。山西人發揮他們的高度智慧，開設了具有現代金融意義的票號。到乾隆末期，山西票號的總部雖然還在偏遠的山西平遙，但帝國的各大城市已經有很多他們設立的分號。

　　類似的財富記錄於史料不在少數。但此類記錄充其量只不過是向後世人顯示，歐洲工業革命以前，大清帝國的財富，為西方世界所莫及。僅此而已！工商業市場所具有的自由本性與傳統的管理思維嚴重相背。過於集中的皇權之下，財富僅僅是財富，財富找不到更為合理的出路。

　　1776年3月，蘇格蘭人亞當·斯密寫作了十年之久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書，在倫敦發表。這部後來被中國人翻譯為《原富》或《國富論》的經濟學巨著，剛一問世就大受褒揚。亞當·斯密也因此書而被後人奉為自由經濟的鼻祖和資本主義的發言人。該書中，他將“政治經濟之系統”一分為二：一為“農業系統”，一為“商業系統”，其中“商業系統”即為“現代之系統”。當國民財富達到“農業系統”所能包容的極限時，即陷於停滯。除非“農業系統”向“商業系統”轉變，否則別無他途。關於中國，他在書中寫到：

　　中國歷來就是世界上一個最富裕的國家，也是一個土地最肥沃，耕耘最精細，國民最勤奮，人口最多的國家。然而，長久以來，這似乎處於停滯狀態。今日旅行者，關於該國耕種、勤勞和人口稠密的說法，與500年前遊歷該國的馬可·波羅的記述，幾乎一模一樣。可能遠在今日之前，這個國家的法律與組織系統容許它聚集財富的最高限度業已到達。

　　（註：卷一《導言》，商務印書館1974版）

　　很顯然，亞當·斯密認為，清帝國的財富之巨，已達它所具有的“農業系統”之極限。財富的多寡已成其次，如何使財富轉移為投資而繼續生利，則至關重要。如果僅僅滞留於“農業系統”，而無“商業系統”之形成，那麼，即便出現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也無濟於事。

　　遺憾的是，中國人此時卻與這本奇書無緣。一百多年以後，嚴复翻譯的《原富》才姗姗來遲，歷史已無法扭轉。就象行駛在一條封閉的高速公路上的汽車，錯過了一個出口，就只能等待下一個出口。

本文摘自《從絕望中找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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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從管理的角度，以細節的眼光審視歷史，以哲學的高度評說得失。分析了1750——1950年這個時間段的中國經濟由盛而衰的原因，並且與同時段的西?國家做對比，讓人們從中絕望中找到希望，看到中國發展強大的前景，重現大國的崛起。
本書視角獨特，分析到位，展現了中國從1750-1950年這200年歷史的真正面貌，給人以警示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