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自然的經濟（3）

　　政府在市場設計中的一個基本任務是確定財產權利，因為最簡單的摧毀市場的辦法就是破壞人們對自己財產安全的信念。但是，政府要扮演的角色還遠不止這些。

　　支援市場的政府行為很早就開始了。在公元前5世紀，克羅伊斯（Croesus，呂底亞王國的國王，該王國位於今天的土耳其，在英語里Croesus已經成了大富翁的同義詞）國王就發行了保證纯度的金幣和銀幣。貨幣信譽的建立，大大說明了古代世界商業的傳播。今天，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貧窮國家如果想加速經濟增長，在完成其他事情的同時，必須修補那些支援市場的制度，比如說合同法，以便降低交易成本。我會說明，經濟的欠發達是由於市場沒有恰當地發揮作用。即使是在發達國家，政府也需要準備好隨時修改市場的遊戲規則，以適應新技術的發展。例如，通過互聯網進行的新的交流形式使我們有必要重新考慮關於版權的法律：法律是否應該允許人們免費地相互傳送音樂，無限制地複製會不會損害唱片市場？在北美和西歐那些經濟運行良好的地區，國家總是在積極地提供法律和監管服務。

　　用理查德·道金斯的話來說，生物的演進就好像一個盲人鐘表匠在工作。人類的眼睛是一種無比奇妙而複雜的器官，仿佛是一位極高明的鐘表匠設計的傑作，但在實際上，它是無目標的、漸變的、沒有計劃的自然選擇所“設計”的結果。經濟系統的演進也與此相似，市場通過試錯法，在衆多參與者的日常活動中向前發展。不過，市場的演進與生物的演進還是有兩個區別。首先，經濟系統是由智慧的參與者，而不是無聲的分子構成的。因此，變化的方向會受到那些有遠見的市場參與者有意識的影響，他們為系統的設計提供了說明。其次，任何經濟系統中都有某些部分，比如說法律，是被國家或者其他組織強加的——它可以說是一個看得見東西的鐘表匠，盡管並不總是一個熟練的鐘表匠。即使是在分權程度最高的經濟中，也存在某些中央管理的職能：從立法、司法到監管機構。沒有人控制得了全部經濟，但的確有人在引導市場。

　　我們可以用足球的歷史來類比市場的發展。足球有許多變體——英式足球、英式橄榄球和美式橄榄球，它們都可以追溯到中世紀英格蘭的民間足球運動。民間足球的規則很少，而且都是自發出現的：依照當地的慣例，每個村子都各不相同。參加比賽的隊員數量沒有任何限制，觀衆如果有自己傾向的一方也可以參與角逐。比賽不設裁判員，只是依靠參賽隊員們自己來實施一種社會性控制。

　　在那種情況下，比賽所展示的不是技術，而是肌肉。目標是為了拿到皮球——一個塞滿了填充物的豬膀胱——然後用盡各種方式把它帶到對方場地的盡頭。在遊戲開始的時候，皮球可能會被某位最強壯的球員獲得，“其他球員就會立即靠上前去緊緊圍住他，組成一個堅固的兵團”。這是1829年英國德比郡的萬聖教區和聖彼得教區舉行比賽時一位觀衆的評價：“人們用盡一切辦法，拼命地想從持球的對方球員手中把球搶回來，戰鬥異常激烈。人潮的移動反反复复，根本沒有人考慮後果。”球員們經常摔倒，“由於人流的密度太大，不少人在彼此的踐踏下暈倒、血流如註”。

　　數百年來，民間足球的發展逐步加速。然後，突然之間，它演進出了足球和橄榄球兩個分支。與以前幾個世紀的情況不同，這樣的變化不是自下而上，而是自上而下帶來的。英國性的管理機構，英格蘭足球協會和英格蘭橄榄球聯合會相繼於1863年和1871年宣佈成立，以制定相應的比賽規則。在正式設計的規則被應用於比賽模式之後，現代足球和橄榄球運動就誕生了。

　　現在，人們更強調球員優美的技術，而不僅僅是他們強壯的身體。民間足球曾經是一種在英格蘭的村民和學生當中非常流行，但有些野蠻的消遣方式。而現代足球在形成了新穎而有序的形式以後，很快風靡全球。今天，足球已經變成一項文明的遊戲，成為世界第一體育運動。同時，橄榄球也成為重視速度與戰術的遊戲，並且在經過自發演進和有目的的規則設計之後，演化出了象棋式的美式橄榄球運動。民間足球與它那大受歡迎的派生運動之間有了天壤之別，產生這種區分的正是清晰的、可執行的規則。

　　一個典型市場的誕生和發育就像足球運動一樣。它依靠參與者的推動自發演進，基本上不需要什麼正式的組織也能夠正常運轉，但只能達到一個有限的高度。市場的發展要想更上一層樓，它就需要制定清晰的規則，並且設立一個權威機構來保證其實施。只有當非正式的規則得到某些正式規則的補充以後，市場才能夠發揮出自己最大的潛能，使交易的達成更有效率，讓複雜的交易成為可能。

　　絕對自由的市場就好像民間足球，是一場所有人都可以參加的搏鬥。而一個真正的市場就像現代足球，是井然有序的運動。

　　市場激起了不同觀點的交鋒。某些人指責它是剥削和貧困的根源，而另一些人則贊美它是自由和繁榮的源泉。有人相信，市場天生就是有害的，因此需要由國家進行日常管理，也有人笃信，市場毫無疑義是有益的，因此我們可以把任何事情都交給自由市場。美國著名報人亨利·路易斯·門肯曾經說過：“任何問題都有其解決辦法，但常常是簡單、直接而錯誤的解決辦法。”的確如此，人們經常採用的兩種簡單而直接的解決各種社會弊病的辦法——“壓制市場”或者“放任市場”——往往都是錯誤的。

　　據報道，美國總統赫伯特·胡佛曾經忍受不了經濟顧問那些模棱兩可的說法“一方面……另一方面……”。他說：“去給我找個立場鮮明的經濟學家來。”然而，對於經濟學中的重大問題而言，誠實的答案總是免不了中庸式的告誡。在談到市場的益處時，大多數經濟學家的立場都是模棱兩可的。

　　市場太重要了，我們不能只把它留給理論家。事實上，市場是改善人民福利的最有效的手段。對於那些貧窮國家來說，市場給它們提供了最可靠的擺脫貧困的手段。對於富裕國家而言，市場則是這些國家維持現有的生活模式所不可或缺的環節。

　　市場是消除貧困的最有力的發動機，但只在它運作良好的時候才能實現。這樣的告誡是至關重要的。世界銀行2001年的報告顯示，有超過10億的非洲人和亞洲人每天的生活標準只有1美元，甚至更低。這樣多的人口超過了富裕的西方國家的總人數。對於許許多多的人而言，市場並沒有有效地運轉起來。

　　可以肯定的是，有些貧窮國家的政府過分地干預了市場，壓制了市場，造成了貧困狀況的加劇。但事情遠非如此簡單。如果政府中止了那些妨害生產的干涉行為，恐怕這些國家依然會生活在貧困之中。在加爾各答、開羅或者蒂華納，你到處都可以看到市場，小販們圍著你兜售貨品，簡直沒辦法繞過他們。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問題並不是市場的缺失，而是市場運作得太糟糕。

　　如果完全放任自由的話，市場是會失靈的。為了把全部優勢發揮出來，市場需要一整套規則、習慣和制度的支援。市場不可能在真空中有效地運作。像我們常見的事實那樣，在一個沒有健全的遊戲規則的市場中，要把這些規則確立起來將是一件艱苦而費時的工作。許多國家都沒有做到這一點，從而危害著國民的利益。

　　市場不是萬能的，它也有自己解決不了的問題。如果市場的支援平台不健全，那麼它對自己原本可以解決的問題也不能有效處理。市場不過是人類的工具，它既不需要被崇拜，也不應該受到指責——讓它物盡其用就是最好的選擇。

　　1992年，在俄羅斯經歷了計劃經濟體制的崩潰之後，國家在突然之間停止了對經濟的控制。若幹年後，這個國家朝向市場經濟的進程逐漸停頓下來，整個國家也陷入一種不太妙的境地。莫斯科街頭開始流傳這樣一則笑話：

　　問：在共產主義制度下，需要多少個人來完成更換一個電燈泡的任務？

　　答：五個，一個人握住燈泡，四個人轉動他所站著的桌子。

　　問：那麼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又需要多少人呢？

　　答：一個都不需要。市場自己就會把電燈泡換掉。

　　俄羅斯人的諷刺說出了問題的關鍵。盡管市場可以帶來很多好處，但是它並不會自動運轉。沒有人的說明，市場自己也不會換電燈泡。

　　著名的建築師路德維希·密斯·凡德羅說：“上帝在細節中。”正因為按照建築師的設計方案負責工程施工的商人們經常抱怨“魔鬼在細節中”，路德維希才會有這樣的反擊。與建築一樣，對於所有的市場而言，設計的細節將決定體系運轉的好壞。上帝和魔鬼都在細節中。

本文摘自《一部市場的自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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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本書中描寫了很多大大小小、形態各異的市場：從荷蘭的鮮花市場到紐約證券交易所，從亞馬遜網站到河內的街邊攤檔，從拍賣會到體育賽事轉播權競價等。作者寫作這部自然、生動的市場演進史的目的，就是為了帶領我們“重新發現市場”：市場是怎樣運作的，讓市場有效運行的因素是什麼？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在哪里，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應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市場對於個人、企業、國家乃至全球經濟而言，究竟有多重要？
　　在經歷了30多年持續快速的經濟增長之後，中國已經成為世界舞台上舉足輕重的力量。中國建設市場經濟的實踐經驗表明，市場體制和市場經濟遠比人們以前所想的更富彈性，更具潛力，也更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