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不起錢的人就得死（2）

　　這樣的應變方法並不容易設計。在制藥的創新和服務方面，還沒有什麼替代機制可以比目前的市場做得更好。防治瘧疾等熱帶病的新疫苗可以挽救許許多多的生命，它的社會價值非常高，遠遠超過了把疫苗銷售給需要它的窮人所帶來的收入，因此，來自市場的激勵必然是不足的。銷售收入太少，就難以彌補開發者的研究費用。因此，貧困是主要的問題，根據市場的規則進行修補恐怕不能解決問題，但它可能會有所說明。

　　市場設計是問題的一部分嗎？是的，在某種程度上可以這麼說。市場顯示，研究瘧疾的治療方法不會帶來什麼好處，而研究陽痿的治療方法則可以財源滾滾，那麼研究人員的努力方向應該指向哪里就很明顯了。

　　然而，盡管有這些失敗，市場體系還是取得了許多確實令人贊歎的成就，大量延長壽命和改進生活質量的新藥被開發出來。抗反轉錄病毒藥品已經挽救了數以千計原本會死於艾滋病的患者。美國藥品研究與制造商協會（PhRMA）指出，研發創造了許多醫學奇迹。在發達國家，抗生素和疫苗的應用基本上已經消滅了白喉、梅毒、百日咳、麻疹和脊髓灰質炎。流感、肺炎、心髒病、中風和潰瘍所造成的死亡人數顯著減少。成千上萬的人活得更長、更有價值、更舒適了。

　　這些奇迹般的藥物發明都是市場激勵的結果。如果沒有利益的驅動，那麼有許多藥物將不存在。亞當·斯密說，自利的行為可以導致公益性的結果，對此最好的解釋就是對利潤的追求創造了無數挽救生命的藥物。除了市場之外，其他所有經濟機制都沒有能夠持續不斷地促進大規模的藥物創新。與市場激勵相比，由國際組織或政府來提供藥物的做法在新藥研發方面都沒有獲得制藥公司那樣的成功。美國和西歐的一些政府實驗室盡管進行了許多重要的研究，但是它們缺乏把基础科學轉變為可用藥品的資源和動力。考慮到開發需要大量的投資，並且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因此要保持目前這種大規模的新藥品研發，就必須有廣闊的贏利前景。只有市場才能提供足夠的激勵。

　　然而，我們難道就只能聽天由命了嗎？如果沒有什麼機制可以替代市場的話，我們就沒有別的辦法把藥品送給那些急需它們的人了嗎？

　　我們說制藥公司會對市場的規則做出反應，但還不是事情的全部。這些企業並不是完全被動地接受市場規則，而是試圖主動地去塑造它，它們要確保自己在市場設計方面有發言權。制藥公司的代表會出現在世界各個國家的首都，他們對美國政府發起強有力的政治遊說，反驳人們對他們價格欺詐的指控。在2000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制藥行業在政治遊說上花費了1.67億美元，大大超過了其他任何行業。

　　制藥公司花在政治遊說上的大量資金表明，政府和市場是糾纏不清的。制藥市場從來都不是一個真正的自由市場。如果沒有國家，知識產權是不可能存在的，因為要界定和執行僅僅存在於觀念上的知識產品，需要一個複雜的國家組織。要維持現有的醫藥市場，政府是一個必要的因素，同時，要想改善現有的醫藥市場，也無法忽視它的存在。因此，我們說制藥產業的創新需要市場激勵，並不等於該市場就放任自流。市場是任何解決方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也僅僅是一部分而已。政府將以兩種方式參與進來：提供資金和設計規則。

　　經濟學家們把公共衛生——預防傳染病的擴散，防止環境災害，提倡健康行為，應對突發災難——稱為所謂的“公共產品”。像後文即將闡述的其他公共產品一樣，它不能完全依靠市場來提供。傳染性疾病的控制所產生的收益將被全社會分享，例如，那些接種了脊髓灰質炎疫苗的人們不僅自己能夠受益，而且也能使週圍的其他人受益。如果只計算個人的成本和收益，那麼考慮接種疫苗的人就會太少。因此，在所有發達國家，公共衛生都被認為是政府理應考慮的議題。這一邏輯不但適用於單個國家的政府，在全球範圍內也是合理的。像埃博拉出血熱、霍亂、黃熱病和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等疾病常常會形成跨國傳播。有了現代的航空運輸手段之後，它們的傳播更快了。世界衛生組織說：“如今，一個國家發生了傳染病，在第二天就可以傳到其他國家乃至全世界的任何地方。”純粹從自身利益出發，發達國家也會同意對國際上的疾病控制事業進行投資。

　　基础科學知識也是一項公共產品，能夠從中獲得收益的人並不局限於發現者本人，所以市場所推動的基础科學研究並不多。這就是任何國家的政府都要資助科學研究的原因。2000年，通過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和其他聯邦機構，美國政府在與健康有關的研究方面總共投資了180億美元。大學、基金會和慈善組織還花費了100億美元左右。這些投入加起來甚至超過了美國全部制藥公司投入到研發新藥的費用的總和（225億美元）。大多數由制藥公司掌握的新藥專利都得益於政府資助的研究專案。根據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一項研究，在生物醫學專利所引用的主要發現中，只有17%來自制藥行業。例如，證明抗反轉錄病毒藥物具有治療艾滋病療效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和其他公共實驗室里完成的。制藥公司的研發能力非常依賴國家的資助。

　　通常說來，把纯科學的思想推向實際應用往往需要市場激勵，私營部門在把科學研究的突破轉化為有用的新藥時一般更有效率。但是也有例外，由公共基金資助的研究有時能在市場失靈的地方取得成功。一個突出的例子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當時許多高產作物品種的開發就是由一個國際研究中心網路完成的，包括位於墨西哥的國際玉米、小麥改良中心，以及菲律賓的國際水稻研究所。這項研究是由一個政府、國際組織和基金會的聯盟所資助的。新的水稻和小麥品種引發了綠色革命，使產量幾乎翻番。谷物是世界上大多數人口的主食，就它們對貧困人口的影響而言，高產農作物品種堪稱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發明之一。在這一令人振奮的先例之後，由政府、國際組織和基金會資助的國際艾滋病疫苗行動組織（IAVI）正在積極尋找對抗艾滋病、瘧疾和肺結核的疫苗。

　　提供這些國際公共產品需要大量的資金。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UNAIDS）的負責人彼得·帕沃特博士指出，非洲每年需要30億美元的投入來採取對付艾滋病的基本措施，如果按照發達國家的常規用藥標準，那麼非洲人每年還需要數百億美元的藥品。這樣大的資金援助只能來自發達國家。帕沃特博士說：“要想在全世界範圍內對抗艾滋病，我們需要數十億美元，而不是數百萬美元。要對抗如此大規模的傳染病，杯水車薪是無濟於事的。”

　　除了提供資金之外，政府和國際組織也在重新考慮市場設計方面的問題，特別是保護知識產權方面的法律。專利其實是一種折衷式的解決辦法，對於這個問題我們並沒有找到理想的答案。專利形成了合法的壟斷，巨大的壟斷利潤給發明創造產生了強有力的激勵。在過去一個世紀里，制藥工業驚人的發展速度恰恰證明了這一點。例如，專利的贏利前景說明人們開發出了如抗反轉錄病毒藥物等有效的藥品。

　　但是，專利體系也有不利的方面。由專利所保護的壟斷造成產品的定價過高，它可以給創新者帶來巨大的利益，卻損害了消費者的利益。可以說，專利成功地促進了發明創造，卻阻礙了它們的應用。

　　專利所導致的定價過高在任何創新性的產業中都會發生，但是由於需求方面的特性，在制藥行業這個問題顯得尤其突出。通常，藥品的購買數量對於價格的反應相對不敏感。其原因可能是病人的迫切需要，或者用藥的決定並不是由服用者而是由醫生做出的，或者購買的費用往往不是由患者本人支付，而是由醫療保險公司或者政府的健康計劃負責的。一項針對抗潰瘍藥的美國市場的研究表明，有4家制造商在該藥品領域相互競爭，如果藥品價格上漲10%，估計需求量只會下降7%。這就意味著（稍微做一下算術就能知道）價格的上漲可以帶來總銷售收入的增加，並且暗示著如果像其他許多藥品市場那樣，只有唯一的一個供應商，那麼價格將會被定得更高。經濟學教科書告訴我們，當需求缺乏彈性的時候，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壟斷廠商將把價格定得遠遠高於其成本。在買方對價格不敏感的地方，按照市場行情來要價就意味著定價會變得非常高。這樣，專利制度在發揮重大作用的同時，也帶來了實實在在的代價。

　　既然知識產權法是依靠國家來制定和實施的，既然它代表了創新者的利益與使用者的利益之間的不輕鬆的妥協，那麼，醫藥市場的規則就不會是一成不變的。

本文摘自《一部市場的自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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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本書中描寫了很多大大小小、形態各異的市場：從荷蘭的鮮花市場到紐約證券交易所，從亞馬遜網站到河內的街邊攤檔，從拍賣會到體育賽事轉播權競價等。作者寫作這部自然、生動的市場演進史的目的，就是為了帶領我們“重新發現市場”：市場是怎樣運作的，讓市場有效運行的因素是什麼？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在哪里，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應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市場對於個人、企業、國家乃至全球經濟而言，究竟有多重要？
　　在經歷了30多年持續快速的經濟增長之後，中國已經成為世界舞台上舉足輕重的力量。中國建設市場經濟的實踐經驗表明，市場體制和市場經濟遠比人們以前所想的更富彈性，更具潛力，也更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