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的勝利（1）

　　1995年，河內街頭的一名警察正在訓斥一個小販。他熟練地揮舞著警棍，打爛了她正在賣的西瓜，還搗毀了她的手推車。圍觀的人們膽怯地看著，一聲不吭。沒有任何旁觀者試圖調解，他們都知道，不要和越南警察吵架。完成任務之後，警察大搖大擺地走掉了，路邊留下一片狼藉。那位小販已經不是第一次碰到如此暴虐的警察了，也絕不會是最後一次。但是，為了生存，她不得不忍辱負重地堅持下去。

　　河內的路邊小販大多數是那些戴著圓錐形草帽、領著小孩的農村婦女，她們銷售一些水果、蔬菜和小商品。城里人把這樣的貨攤戲稱為“跳蛙市場”，因為這些商販通常都把自己的貨物裝在小推車上，或者挑在扁擔下的籃子里。她們需要盡量快速地逃避警察，如果誰不幸被警察抓到，那就只得眼巴巴地看著警察把自己的商品毀掉或者拿走。那些僥幸逃脫的商販則會在另一條街的角落里繼續做生意。當地的一份黨報呼籲，城里的警察應該把那些流浪者“清掃出河內”。對於政府部門來說，無照經營是不能容許的，但是他們又沒有辦法彻底地查禁。小販們的頑強再次印證了越南的一句俗語：“要想阻止市場，就像讓紅河停止奔流。”

　　在紮伊爾（今天的剛果民主共和國）境內的難民營里，那些剛剛逃脫了自己國家殘酷內戰的盧旺達人，很快把他們背井離鄉的居所變成了熙熙攘攘的商貿活動場所。聯合國難民署的特派員報告說，到1995年時，難民營里出現了大約82 000家小企業。在那些簡陋的食品市場、雜貨店、酒吧、餐館、公共汽車、理發店、裁縫店、肉鋪、照相館、電影院和藥店紛紛出現以後，難民營里的肮髒、恐怖和疾病顯得些許減輕了。

　　同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戰俘集中營里，也出現了類似的市場。拉德福德——一位被德國人俘虜的英國軍人——回憶說，戰俘之間用紅十字會配給的食品、香煙和衣服做交易。香煙替代了現金，成為交換的媒介和價值儲存的工具。價格會根據供給和需求的情況而波動。當一批饑餓的新戰俘到來的時候，食品價格將上漲。剛開始，當每週的食品補給到來的時候，價格會出現下跌。但是到後來，戰俘們開始儲存食物，從而緩和了食品供給的波動。有些戰俘開始充當中間人，在集中營里從價格較低的地方買進商品，然後到價格較高的地方賣出，於是平衡了各地的價格。這里甚至出現了一個勞動力市場，有戰俘提供諸如洗衣服、畫肖像的服務，還有原始的金融市場，賣方可以給買方提供一定的信用額度。

　　這些臨時的市場包含了普通市場的許多基本特徵。盡管難民營或者戰俘集中營看上去不大可能是一個繁榮的市場體系能夠生長起來的地方，但市場卻有著頑強的生命力。市場讓人們從貿易中獲得了收益，因為整個經濟學中最重要的發現之一就是貿易會創造價值。盧旺達的難民很註重勞動的分工，他們中有的人狩獵，有的人種菜，有些人撿柴火，另一些人則做裁縫或廚師，隨後，他們通過貿易交換彼此的產品。在戰俘集中營里，不吸煙的人把香煙賣掉來買食物，而素食的印度人則用牛肉罐頭來換取果醬和人造黃油。魯賓遜·克魯索只能消費自己得到的配給，但難民和戰俘卻可以進行貿易，這就意味著他們的處境得到了改善。

　　市場自有爆發的辦法。它可以在艱難的時期頑強存在，可以像野草一樣四處發芽、生長並且有效地運作——至少能實現簡單直接的交易。當人們的生計面臨困境的時候，他們就會借助自己的聪明才智，創造出新的市場，或者設計更好的市場機制，以改變自己的命運。

　　如果仔細觀察，你會發現那些最簡單的市場也能夠揭示出許多驚人的細節。研究非洲事務的學者克萊爾·羅伯遜就考察了加納的阿克拉市中心的馬克拉市場。那里的攤主大多是婦女，她們賣魚、蔬菜、谷物、罐頭食品和基本日用品，經營規模通常都很小，一天的營業額也就只有幾美元。這個市場設定在幾個很大的棚屋里，十分擁擠肮髒。人群的擁擠、嘈雜和魚的腥味令到訪者難以忍受。

　　第一印象是容易產生誤解的。馬克拉市場雖然看上去十分簡單，但事實上卻是一個十分複雜的系統。這里的攤主不僅是零售商，也是批發商。她們成批地買進，然後零售給消費者，同時也小量地買進，等累積起來之後再批發給其他的零售商。她們還要組織貨物的運輸——這在一個公路和鐵路並不發達的國家並不是件簡單的事情——並且充當了分散的生產商和消費者之間的中介。她們做一些初級的加工制造：做珍珠串之類的手工藝品，把原材料加工成食品、調味品和化妝品。她們回收罐頭、瓶子和報紙。此外，她們還會評估顧客的信譽，並提供貨物賒購，扮演了銀行的角色。

　　攤主們多數是文盲，她們必須依靠自己非凡的記憶力來保存自己的商業記錄，還要精確地計算自己投入的成本和實現的利潤。比如說，在一串珍珠的要價中，就包含了她購買珠子和線的錢，加上她和自己的雇員花在串珠子上的時間，以及她的目標利潤。

　　攤主們還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微型法律體系，出現了非正式的產權。她們對自己的攤位並不擁有正式的合法權利，因為這些地方在理論上是歸阿克拉市政廳擁有的，但是她們卻把這些攤位當作自己的財產一樣使用。攤位可以繼承，現在的攤主大多是從自己的母親或姐姐那里得到攤位的。攤位也可以租賃或買賣。某些受人尊重的商人被稱為“皇後媽媽”，扮演著法官的角色，在發生爭執的時候進行仲裁。

　　貿易帶來了收益。這些商販使其他人——當然也包括她們自己——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她們給城市貧民提供了食物，也給農民帶來了收入，讓他們可以購買諸如衣服之類的生活用品。她們印證了亞當·斯密對商人的分析：“在追求他的個人利益時，他常常提高了社會的福利，甚至比他有意識地那樣做時更有效率。”

　　盡管加納政府總是定期地甚至有時是激烈地企圖關閉它，馬克拉市場依然頑強地繼續經營。1979年，軍政府指責市場上的商人違反了價格管制，鎮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野蠻程度。士兵們搶掠貨攤，並且炸毀了市場。後來，在加納第二大城市庫馬西，軍人帶著機關槍襲擊了市場，毆打那里的商人。有個士兵指控一個小販是奸商，把孩子從她背上抓下來，並且開槍射殺了她。推土機把市場的貨攤夷為平地。一個士兵說：“這會告誡那些加納的婦女，不要再幹壞事。”

　　加納政府把市場上的商販描述成威脅，實際上是要尋找替罪羊，以掩蓋自己失敗的政策所導致的物資短缺和通貨膨脹的過失。當地的報紙也鼓吹政府的論調，有人把市場的摧毀描述成“歡樂的悲劇”，“把工人們從馬克拉市場無情的陰謀家（即小販）手中解放出來，讓他們流下了快樂的眼淚”。

　　但不到一週的時間，商人們又回到自己原來的攤位，繼續賣魚和蔬菜，盡管她們的頭上現在已沒有了屋頂。羅伯遜寫道：“馬克拉商人的成就，是她們的智慧、決心甚至铤而走險的勝利。”

　　另一個市場自發演進的例子是在美國發生的，那是禁酒令時期。從1920~1933年期間，在美國銷售酒是非法的。但是，盡管有這樣的法律——甚至恰恰由於有這樣的法律——酒的生意開始繁榮起來，一些體面人也紛紛湧進非法酒吧或者地下酒吧。

　　禁酒令造成了高昂的代價，饑渴的飲酒者需要支付不菲的價格，因為這些生意得偷偷摸摸地做，那意味著很高的交易成本。酒的售價提高了3倍，有些酒精飲料有毒，是用某些成分可疑的原料制造的。還有，阿爾·卡蓬這樣的黑手黨試圖壟斷酒精飲料的貿易，他們謀殺自己的競爭對手，賄賂警察。

本文摘自《一部市場的自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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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本書中描寫了很多大大小小、形態各異的市場：從荷蘭的鮮花市場到紐約證券交易所，從亞馬遜網站到河內的街邊攤檔，從拍賣會到體育賽事轉播權競價等。作者寫作這部自然、生動的市場演進史的目的，就是為了帶領我們“重新發現市場”：市場是怎樣運作的，讓市場有效運行的因素是什麼？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在哪里，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應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市場對於個人、企業、國家乃至全球經濟而言，究竟有多重要？
　　在經歷了30多年持續快速的經濟增長之後，中國已經成為世界舞台上舉足輕重的力量。中國建設市場經濟的實踐經驗表明，市場體制和市場經濟遠比人們以前所想的更富彈性，更具潛力，也更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