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不起錢的人就得死（1）

　　20世紀末，艾滋病的陰雲籠罩了整個非洲大陸。2000年，全球有3 300萬人感染了艾滋病毒，其中有2 300萬人在非洲，平均每天有5 500個非洲人死於艾滋病。這個世界還從未有過如此之高的青壯年死亡率。在這種死亡率水平下，某些非洲國家15歲左右的男孩預計將有一半會死於艾滋病。

　　抗反轉錄病毒藥物能夠成功地對抗艾滋病。1996~1998年間，美國的艾滋病死亡人數下降了70%。但這種成功主要局限於北美和西歐國家，每年高達10 000~15 000美元的藥費遠遠超出了全球絕大多數艾滋病患者的經濟承受能力。“有人可能會以為，既然找到了更好的藥物，艾滋病的危機就要結束了。事實遠非如此。”前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在2000年這樣說道。對於絕大多數艾滋病人來說，抗反轉錄病毒藥物每年需要支付的費用“完全屬於另外一個星系”。

　　這些藥物的定價大約是其制造成本的10倍，超出的部分體現了制藥公司的專利權。無國界醫生組織（Doctors Without Borders）的主席詹姆斯·沃賓斯基博士說：“窮人沒有消費能力，對他們來說，市場是失敗的。我非常讨厭‘付不起錢的人就得死’ 的說法。”

　　從任何人道主義的標準來說，世紀之交的全球藥品市場的確是失靈的。這反映了市場最糟糕的一面，但同時，它也反映了市場最光明的一面。因為不管怎樣說，市場的激勵畢竟促進了這麼多藥物的開發，它們顯著地延長了人類的壽命。

　　對於藥品市場的再造需要一步一步地來。與我們之前所見到的其他市場創新不同，這個市場的重新設計是由公衆輿論推動的。

　　值得警惕的問題並不僅僅是治療艾滋病的藥物價格過於高昂，對於一些貧窮國家常見的疾病，例如瘧疾、昏睡病、黑熱病和肺結核等，在疫苗和治療方法的研究上投入很少，而這些疾病每年都要奪去數百萬人的生命。與此同時，大量的研究資金會耗費在對付脫發和陽痿的藥物研究上，甚至連宠物的藥物也沒有被忽視：有家公司專門研制出了緩解狗的分離焦慮的抗抑郁藥。

　　無國界醫生組織的伯納德·皮庫爾博士說：“對於制藥公司來說，推廣一種新的減肥藥總是要比探索瘧疾的新治療方法能賺取更多利潤。當新的疫苗或者藥物被開發出來的時候，世界上絕大多數人口實際上是被拒之門外的。”他所在的組織一直致力於讓發展中國家的人民能獲得更好的藥物。新藥物的研究往往是針對富人們的化妝品，而對窮人的致命疾病卻視而不見。治療熱帶病的藥物在新藥品專利中所占的比例只有1%。多數制藥公司都只專注於富貴病。

　　《紐約時報》對於治療昏睡病的藥物有一個報道，可以證實我們以上的說法。昏睡病能導致病人的死亡，並且會讓他們經歷一個難以忍受的痛苦時期。在偶然之中，有尋找抗癌藥物的研究者發現依氟鳥氨酸（eflornithine）這種藥品具有治療昏睡病的療效。這種藥物非常成功，它可以把人從致命的昏迷中喚醒，因此在非洲獲得了“复活之藥”的盛譽。然而，由於無利可圖，該藥品的專利持有者很快就停止了生產。接著，人們又發現這種藥物如果用在面霜里，可以有效地阻止婦女臉部的毛發生長，專利持有者於是又重燃興趣。作為化妝品的原料，這種藥品的生產又重新啟動了。

　　這是一場推銷員精神的遊戲。成群的醫藥銷售代表湧向醫生，兜售自己的藥品。據估計，制藥產業花在每個美國醫生身上的營銷成本平均超過8 000美元，營銷方面的開銷遠遠超過了研發新藥的投入。例如，法瑪西亞公司是一家生產治療青光眼的藥水和其他藥品的企業，根據它自己公佈的數據，1999年該公司將全年收入的40%用於營銷和管理，幾乎是研發費用的兩倍。世界上最大的抗艾滋病藥物制造商葛蘭素史克公司於2000年花費在營銷和管理上的費用占全年收入的37%，而用於研發的費用只占14%。

　　約翰·勒卡雷有一部精彩的小說《不朽的園丁》（The Constant Gardener），裡面講述了一家重要的醫藥公司在肯尼亞的生意。小說中的一個人物把自己的主管稱為“最不願意碰到的陰險、狡猾、僞善的商業惡棍”。小說中那家公司以利潤為自己的上帝，販賣危險的藥品、進行不道德的藥物試驗、賄賂衛生官員、脅迫科學家，是一家每天都在殺人的無耻的壟斷組織。小說里的英雄說：“藥品是非洲的醜聞。如果有一樣東西可以表明西方國家對遭受苦難的非洲人民的冷酷無情，那就是急需藥品的極度短缺，以及在過去的整整30年里制藥公司可耻地索要高價。”

　　勒卡雷對一個採訪者說，他是出於“對制藥工業的無情、僞善、腐敗和貪婪的義憤”而創作了這部小說。對於小說來說，虛構的情節以及喚起人們的覺悟就足夠了。但如果要進行建設性的經濟學分析，我們還需要後退一步，有一個更廣闊的視角。小說家關註的是人物及其個性，而經濟學家關註的則是制度及其對人們行為的影響。把制藥公司及其經理人妖魔化可能是有吸引力的，但是在診斷制度結構的問題時，單纯的人身攻擊其實無濟於事。

　　忽視熱帶病的研究以及設定高昂的藥價，是制藥公司對自己所處體制的正常反應：它們根據市場的激勵採取相應的行動。公司有義務為股東的利益負責，它們應該投資到預期回報更高的地方。盡管它們擁有的用於研究的資源很多，但也不是無限的，要把這些資源投向哪里，必須做出選擇。安內特制藥公司的一位高層主管這樣說：“不能否認，我們的業務重點在於高端市場：心血管病藥物、代謝病藥物和抗感染藥物等。但我們所處的產業是一個競爭性的環境，我們的行為要對股東負責。”

　　藥物創新是一種賭註很高的遊戲。某種一鳴驚人的新藥一年就可以為投資者掙回10億美元甚至更多，但這樣的回報來之不易。該產業的有關研究顯示，只有3/10的新藥可以收回投資成本，一種新藥的上市估計要花費2億~5億美元。（這些數據僅僅是推測，因為制藥公司不會透露每一種新藥的研發成本。）全行業的數據顯示，1999年用於研發的總費用超過了銷售額的20%。

　　應該說，這樣高的風險投資所得到的回報也是很大的。在1999年《財富》雜志的全球500強企業里，制藥產業的收益率輕鬆地排在第一位。它的銷售利潤率達到了18%，遙遙領先於排在第二位的行業（多元化金融服務公司，其銷售利潤率為11%），其他行業的銷售利潤率依次遞減，直到零。以上所報告的利潤率可能誇大了制藥行業的實際利潤，這是由於會計記賬方式造成的（研究成本被當作當期費用，而實際上它更應該被視為投資）。但即使修正了這一誤差，稍有降低的回報率依然維持在較高的水平，制藥行業的利潤還是相當豐厚的。

　　然而，這些公司自身並不是全球藥品市場失敗的主要根源，它們不過是在追求利潤的最大化而已。我們應該把這當作給定的條件，進一步探讨市場設計的深層話題。

　　為了收回那些代價高昂、不確定性強的研究專案的成本，任何成功開發的藥品在定價的時候都必須遠遠超過其制造成本。這正是專利法要做的事情，它的目的是保證發明人的壟斷權利。全球藥品市場的運轉也恰恰是按照這樣的設計進行的。對於那些不滿足於現狀的人們來說，他們需要面對的條件，就是設計出一套可以替代的系統，並取得更好的結果。

　　全球藥品市場缺陷的根源並不是制藥公司的定價政策，而是許多國家的貧困。南非前總統塔博·姆貝基在一次艾滋病國際會議上指出，極度的貧困——而不是疾病——是非洲大陸的頭號殺手。如果我們降低對付艾滋病的抗反轉錄病毒藥品的價格，將會有更多的非洲人用得起它，但大多數人仍然用不起。因為即使售價很低，需要購買的全部藥品的龐大數量也足以使大多數非洲國家的醫療預算破產。即使按照原來定價的一折出售，一年的抗反轉錄病毒藥品費用也超過了許多非洲國家的人均收入。另外，如果在抗艾滋病藥物上的花費太多，還會擠占其他許多迫切的需求，例如治療肺結核和肺炎的藥物等。同時，單纯地購買抗艾滋病藥物還不能解決問題。抗反轉錄病毒藥品的使用過程是十分複雜的，為了充分實現其療效，患者需要得到醫生的持續指導，這樣的醫療服務水平在非洲的大部分地區是根本不可能達到的。如果沒有基础醫療服務的改善，即使有了藥品，它的療效也將十分有限。所以，真正能夠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就是消除貧困。

　　越富裕的國家將是越健康的國家，居民的健康水平和人均國民收入水平之間有著很強的統計相關性。隨著經濟的增長，才會有對抗疫病所需要的資源。社會的變革可以帶來更好的預防措施，比如說婦女的社會地位和教育程度的提高，這些都是抗艾滋病防治計劃所必需的部分，而這樣的改進也都依賴於國民收入的增加。對於艾滋病和其他各種熱帶病的治療而言，經濟增長才是唯一可靠的藥方。當然，經濟增長是不容易實現的，而且它畢竟是遠期的事情，也許需要數十年的時間才能顯出成效，對於眼下的患者並沒有帶來多大的希望。我們還急需找到應變的辦法。

本文摘自《一部市場的自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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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本書中描寫了很多大大小小、形態各異的市場：從荷蘭的鮮花市場到紐約證券交易所，從亞馬遜網站到河內的街邊攤檔，從拍賣會到體育賽事轉播權競價等。作者寫作這部自然、生動的市場演進史的目的，就是為了帶領我們“重新發現市場”：市場是怎樣運作的，讓市場有效運行的因素是什麼？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在哪里，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應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市場對於個人、企業、國家乃至全球經濟而言，究竟有多重要？
　　在經歷了30多年持續快速的經濟增長之後，中國已經成為世界舞台上舉足輕重的力量。中國建設市場經濟的實踐經驗表明，市場體制和市場經濟遠比人們以前所想的更富彈性，更具潛力，也更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