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起了一個滅火隊員的作用

　　主持人：1997年，我覺得一個“難”字可以形容您當時臨危受命，擔任WTO的首席談判代表。對於亞洲經濟，也可以用一個“難”字來形容。您覺得亞洲金融危機對您的談判有什麼影響？

　　龍永圖：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以後，雖然當時中國還沒有直接受到沖擊，但是那種恐怖的經濟環境，對整個談判造成了很大困難。因為當時大家都覺得已經那麼困難了，再開放還得了，所以國內的所謂保護主義的那種思想，國內對進一步開放市場的阻力越來越大。當時中國的銀行業也好，保險業也好，更不要說證券、資本市場，應該說是非常不成熟的，甚至可以說是不健康的。所以在整個談判當中，我們有一個經驗，就是哪一個行業，我們國內的哪一個產業越健康，我們開放的程度就會越大，談判的回旋餘地就更大，我們在談判中就會更理直氣壯一點。但是哪個行業越弱、越不健康、越捉襟見肘，哪個行業的談判就越困難。當時為什麼那麼困難，就是我們的銀行業、保險業，我們的資本市場太弱，可以說經不住任何外來的壓力和沖擊。

　　主持人：說到這個資本市場，我記得龍先生在進行WTO談判的時候，有一句話您是這麼說的：最低底線不能開放資本市場。為什麼呢？如果開放會帶來什麼後果？

　　龍永圖：在當時這種背景之下，中央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當中，提出來一個非常重要的底線，就是暫時不開放資本市場。這個決定我認為是非常正確的。回想十年前，當時我們的銀行體制是什麼樣一個情況，當時我們對於整個金融市場監管的能力、監管機構的成熟程度，和現在都是不可比的。現在回過頭來，如果十年以後我們再談銀行業的開放和保險業的開放，我們的信心就更大了。正是因為這樣一條底線，才使得我們中國免於東亞金融危機這樣的一場災難。可以說由於資本市場沒有開放，就有一個很高很高的防火牆，阻擋了金融危機向中國蔓延。而且正因為有這樣一個防火牆，才使我們中國有一定的能力，當時我們外匯儲備也比較多一點，才提出人民幣不貶值。這樣就使得中國在整個東亞危機當中，像當時一些朋友講的，起了一個滅火隊員的作用。當時一場大火整個席卷了東亞，當時我們中國由於堅持人民幣不貶值，實際上等於是拿了一大龍頭，把這場火給滅掉了。當時給中國的評價是很高的，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出一身冷汗。如果我們當時同意開放資本市場的話，我們這幫人可能成為民族的罪人。

　　主持人：所幸的是我們還是幸免於難了。關於這一份幸運，也有人總結說是中國經驗，或者是其他原因，您是怎麼看的？

　　湯敏：我覺得應該可以這麼說。中國的經驗在什麼地方？我覺得除了剛才龍先生說的，我們的資本市場有節奏地開放之外，有一點大家往往重視不夠、了解不夠、談得不夠，就是出現了危機以後如何化解危機。你看中國當時受了很大的沖擊，但很快就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這些政策是其他國家沒出現過的。比如說中國在全世界率先推出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其他國家危機出現以後都是緊縮的財政政策，就是政府減少開支、政府卡專案，使得危機愈演愈烈。中國反其道而行之。在那個時候，我們是積極財政政策，擴大政府開支，我借錢，赤字財政，當時占4％、5％GDP的赤字，大量的赤字，這個給全世界一個非常好的經驗。自從中國採取積極的財政政策以後，接著馬來西亞等幾個國家也開始採取這個政策，而且國際上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也開始反思，原來那些政策對不對，這是一個。第二，像剛才說的，我們下很大的功夫、花很大的成本改革我們的金融行業。正是因為有了這麼一系列的政策，包括匯率，當時就是頂住，就是不貶值，使得危機開始沖擊中國的時候，沒有很快地擴大，而且禦敵於國門之外，這樣就使中國經濟後來走向越來越好的良性循環。

　　危機不可能不出現，總要出現的，我們怎麼樣做出一個預警機制，就像預報天氣一樣，預計危機會不會出現，有沒有很多危機的苗頭。第二，危機出來以後，我怎麼樣滅火，怎麼樣很快地滅火，我把這一套東西放在保險櫃里。我們中國有一句話叫“該出手時就出手”，在關鍵的時候，就像長江大堤開始出現缺口了，這時候我們壇壇罐罐就要往里砸，就要把船沉下去，這個時候不救起來，最後防洪大堤整個崩潰，那時候損失就更大了。

本文摘自《與龍永圖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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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永圖與菲律賓前總統拉莫斯、澳大利亞前總理霍克、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湯敏等政界、經濟界風雲人物展開對話，縱論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發展大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