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草根“教富”張維迎(2)

　　為錢正名

　　上世紀80年代初期，關於中國知識分子的地位問題讨論頗多。在張維迎看來，知識分子問題在中國之所以成為問題，不僅僅是一個觀念問題。他從經濟學基本的供需原理出發，提出了一套全新的思路，至今仍被許多人認為是研究知識分子問題的一個“里程碑”。張維迎認為，知識分子的地位取決於社會對知識的需求，而中國知識分子的關鍵問題，在於社會對知識分子的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又是傳統體制的結果。所以，改變知識分子的根本出路，就是改革現行體制。就這個問題，他撰寫的論文《 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經濟學思考 》，在《 經濟日報 》頭版顯著位置刊出，隨後《 新華文摘 》等報刊對這篇文章進行了轉載。

　　當時，社會上對於金錢的理解還帶有濃重的政治色彩。《 中國青年報 》上曾經有過一個豆腐塊大小的報道——《 首都青年個體戶座談批判向錢看 》，張維迎讀後，一氣呵成寫成了《 為錢正名——有感於〈中國青年報〉的一則報道 》的文章，他把“向錢看”當作是一種“價值觀念的歷史轉變”。

　　提供重要的決策參考

　　上世紀80年代初，價格改革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部重頭戲，早在1984年，張維迎就在其文章《 以價格改革為中心帶動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 》中，第一次提出並系統論證了雙軌制價格改革的思路。這種大膽創新的觀點，使一直在為價格改革冥思苦想的經濟學家眼前為之一亮。就是這篇文章，成了他研究生畢業後進入國家體改委的“敲門磚”。就是在這樣一個決策部門里，張維迎為決策部門提供了許多參考，也是在這里，他為自己的人生做出了一個重大的決策。

　　在國家體改委的6年里，張維迎提出了許多對國家決策部門制定政策有重大影響的建議。1985年初，國家外貿問題再次出現問題，出口猛跌，外匯儲備劇減，張維迎抓住“價格”這根中樞神經，與他人合作發表了《 關於人民幣匯率以及開放外匯調劑市場的建議 》一文，文中首先提出了從匯率到外匯市場入手，解決中國外貿體制改革的新思路。之後的一年，張維迎又相繼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文。

　　張維迎對體改委的那些輝煌業績看得很淡，他說：“一個人的時間、精力是有限的，不管在哪里，都應該做些有意義的事情。那時候在政府研究部門，理所當然要為決策部門提供決策參考。但作為一個學者，不能把政府的需要當成自己的目的。如果每個學者的建議都被政府部門採納，那他大概就不能算是一個學者了。而且，一個聪明的政治家也是善於聽取各種意見，兼收並蓄的。”

　　牛津大學的優秀博士生

　　1987年，機遇再次降臨到張維迎頭上，他被選派到英國牛津大學，進行為期一年的學習研究。牛津之行時間雖短，卻讓張維迎感觸深刻。1988年底回國後，他馬上決定到牛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1990年，張維迎終於如願以償，在牛津大學拜後來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R26;摩爾斯教授為師，攻讀經濟學博士。由於學術論文和各項考試成績都很優秀，他獲得了英國經濟學方面最有聲望的獎學金——牛津大學Nuffield學院的全額獎學金。讓張維迎喜出望外的是，他同時又獲得了倫敦經濟學院頒發的，以已故著名經濟學家羅賓斯命名的Lionel Robbins紀念獎學金，該獎學金數額頗豐，在全英範圍內，每年只有一個人獲得。

　　張維迎在牛津求學的收獲，遠遠不止對經濟學理論知識的牢固把握和透彻領悟，更重要的是，在完善自己知識結構的同時，也獲得了一種更為深刻的洞察力。張維迎在拿到牛津大學的博士學位之後，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回國。

本文摘自《與龍永圖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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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永圖與菲律賓前總統拉莫斯、澳大利亞前總理霍克、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湯敏等政界、經濟界風雲人物展開對話，縱論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發展大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