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中國企業(2)

    改革初期的短短5年，以上5個企業帶給當時的中國財富上的震撼，已無法用具體的數字來形容，其實，它們帶給中國的，更多的是關於改革的思索：隐藏在企業脫胎換骨、翻天覆地變化背後的力量到底是什麼？制度是決定經濟增長的最基本因素，而制度的創造必須基於現實的物質條件以及大多數人對發展的共識。圍繞這個思索，更多的中國企業開始嘗試去學習、去改變、去探索，從而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財富傳奇。1978~1982年，中國改革的第一個五年，記住寶鋼、招商局、國航、TCL和紅塔，是它們引領中國經濟上路了。

    當《第一財經》回顧改革開放第一個五年中國企業經營傳奇的時候，2005年1月1日，美國的莎拉•邦吉奧尼一家也展開了一場為期一年的中國產品抵制活動，他們想試試看，憑借自己的意志力和創造力，能不能不靠中國—這個全世界經濟增長最迅速的國家—過日子。

    邦吉奧尼的真實世界大冒險，充滿了瑣碎親切的小人物趣聞。你可以看到，對她來說，抵制中國，意味著管好想造反的老公，讓想買中國制玩具的兒子屢屢失望。你還可以看到，不管是購買生日蠟燭這種普通物品，還是挑選高檔成衣，都成了折磨人的差使，要是家用電器壞了，更會引發小小的危機。

    《離開中國制造的一年》不僅展現了中國這個制造業巨人正在悄無聲息地改變大家的生活，還強調了全球化的現實狀況。低工資和政府補貼，極大地提高了中國日用品的競爭能力，世界各國和各大企業很快會面臨這一尴尬的現實：為了生存，它們必須依靠這個經濟巨人。商業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納羅夫經濟咨詢企業總裁喬爾•納羅夫這樣認同這本書：“中國遠東之獸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但是現實與大衆感知，卻不一定相互吻合。那麼，中國到底是不是我們想象中勢不可擋的經濟壓路機呢？不靠中國產品，我們能過得下去嗎？這便是莎拉•邦吉奧尼在本書中提出的問題。”

    這本書也許是基於全球化的觀點展開，但是也從另一個侧面描繪了中國企業30年的影響力，這讓我想起德魯克對於現代日本的描述：

    “日本人被公認為並非創新者，而是模仿者（不僅西方人這樣認為，日本人自己也這樣認為）。因為就整體而言，日本人並沒有產生令人矚目的技術或者科學創新，他們的成功源於社會創新。”

    我借用德魯克對於日本發展的研究角度，同樣感受到中國30年的企業發展也獨創了“中國特色”。中國的社會體制必須是純粹“中國式”的，而且必須非常“現代化”，它們必須由中國人經營，同時又必須適應高度技術性的西方經濟體系。科技能夠以較低的成本從國外引進，並且不會帶來多少文化風險；而體制卻需要有文化的基底才能茁壯成長。30年前，鄧小平經過慎重的思考，帶領中國選擇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決定在觀念、思想和管理上變革和創新，對於技術創新加以模仿、引進、消化和改造，結果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功。事實上，即使是現在，這一政策依然很適合中國，盡管早期有些人認為這是“假冒”，但是當我們能夠提供真正具有價值的產品的時候，人們普遍稱之為“模仿創新”。

    30年撬動世界的四個槓桿

    許多國外投資者在制定其經營計劃時，都認為他們的中國同行只是一些簡單的低成本競爭對手，但是，這些中國企業在產品與服務分化方面的競爭能力卻會使他們大為吃驚。從最初的學習開始，中國企業找到了一條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中國最優秀的企業正以無法預料的速度發展並形成具備自身競爭力的供應鏈體系、品牌、研發實驗室和生產設施。我認為中國企業正憑借四個槓桿撬動全球企業界，衆多中國企業家都試圖創造和應用至少一個槓桿來說明他們確立全球性競爭者的地位。

本文摘自《成為價值型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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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前，中國企業跨入世界，企業變大，世界變小；30年後，中國企業融入世界，企業?大，世界更大。
　　由於轉型速度在加快，中國過去30年工業化進程還在進行的同時，資本化的浪潮已經來到，而且越來越轟轟烈烈。進入2000年之後，一些壟斷性行業次第開放，銀行、電信服務、保險、能源、傳媒等領域的開放過程中，中國企業開始從“體制改革”轉變為“專業能力提升”，這最終將成為推動中國社會秩序進步的一個由外而內的國際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