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中國企業(1)

    30年的中國，經歷了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和技術的重大轉變，同樣這些轉變也必然帶來了社會和政治的諸多問題。與此同時，我們也經歷了世界經濟的重大轉變，比如金融危機、技術革命、知識經濟、全球氣候等問題，還有令人不安的恐怖主義和軍備競賽。但是，對於中國而言，我們至少擁有了一個嶄新的經濟，我不知道是否能夠把這種經濟，也像德魯克描述美國經濟那樣，稱之為“企業家經濟”；可以肯定的是，中國開始了企業家和企業推動經濟與變化的時代。

    如果說20世紀70年代“乒乓球”帶動了中國和美國的聯繫，那麼，我們可以說，80年代後的30年，中國的產品（商品）帶動了中國和世界的聯繫。

    1978年，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在所統計的188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175位，絕對處於低收入國家行列。中國是在危機感中痛下決心走改革開放道路的，而這一危機感直接產生於中國經濟發展水平與世界發達國家的巨大差距。200多年前，中國曾經擁有全世界1/3的人口和1/3的財富。但在世界進入工業化時代後，由於封閉、保守，中國大大地落伍了，20世紀70年代，擁有世界近1/4人口的中國，國民總收入竟不足世界的2%。

    在國際競爭和國內現狀的重壓之下，蘊藏已久的工業化動力噴薄而出，發展重工業成為不可逾越的工業化階段。這就不難理解為何在1978年改革元年，誕生於經濟改革發展轉折點上的寶鋼成為當時建國以來最大的工程立項。可以說，當時的中國需要一個寶鋼，建設寶鋼是歷史的選擇。寶鋼的高檔次產品適應了改革開放以來國民經濟各部門發展的需要，特別是石油工業、汽車工業、家電工業、造船工業以及建築工業等新興工業的需要，建成寶鋼也使中國的鋼鐵工業擁有了具有當代水平的產品。

    1979年年初，根據國務院批準的一項計劃，招商局輪船股份有限公司正在創建蛇口工業區。一家設在香港的、其主要業務是海運代理機構的公司，竟然得到了在為吸引外資而規劃設定的特區內建立一個工業區的實際自主權，這看上去有點兒奇怪。但更為傳奇的是，1987年蛇口工業區實行企業制，成為蛇口工業區有限公司。由這家企業誕生的招商銀行、平安保險和赤灣不但在中國改革開放中是領軍企業，在今天也仍是活躍在資本市場上的中堅企業。

    其實，由一家香港企業創建蛇口工業區本身就給出了一個強烈的信號：中國內地需要外資，需要能與外資打交道的企業。1980年，香港美心集團董事局主席、現任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名譽董事長的伍沾德先生，幸運地成為內地批準的第一個合資者。由此，中國內地改革開放後的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誕生了。而這個合資的內地投資方是民航北京管理局(中國國際航空企業前身)，從那時起，國航似乎就已開始憑借早先引資和重組合作的經驗，為現在的崛起打下了基础。今天，國航的市值已達1200多億元人民幣。

    改革初期，中國內地的外資大多來自香港，這也就讓離香港最近的廣東受益頗多。1981年，一家在廣東惠陽生產錄音磁帶的小廠與香港商人合資創辦的“TTK家庭電器有限公司”，也就是TCL的前身，26年後已成為全球最大的彩電企業和主流移動通信產品供應商之一。2007年上半年，TCL的總資產已達到185.8億元。

    在改革大潮的沖擊下，地處中國邊陲雲南玉溪的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煙廠領導褚時健因為看到工人生活待遇低而想到了改革，他從分配制度入手，率先打破了“大鍋飯”。褚時健可能沒有想到，實行浮動計件工資的方式不僅提高了工人的待遇，還讓當時默默無聞的雲南玉溪卷煙廠成為今天大紅大紫的紅塔集團。現在僅“紅塔山”的無形資產在1997年就達到了353億元，在中國位居榜首。

本文摘自《成為價值型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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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前，中國企業跨入世界，企業變大，世界變小；30年後，中國企業融入世界，企業?大，世界更大。
　　由於轉型速度在加快，中國過去30年工業化進程還在進行的同時，資本化的浪潮已經來到，而且越來越轟轟烈烈。進入2000年之後，一些壟斷性行業次第開放，銀行、電信服務、保險、能源、傳媒等領域的開放過程中，中國企業開始從“體制改革”轉變為“專業能力提升”，這最終將成為推動中國社會秩序進步的一個由外而內的國際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