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根生 我們也是九死一生(7)
沈青:牛總這個做法,在中國歷史上是有典故的。當年宋江寫了反詩,被抓到牢里去,水泊梁山一幫人去打劫,把他救出來。為什麼呢,就是因為宋江口袋里經常裝著點碎銀子,張家缺錢送一點,李家缺錢送一點。因此他是先散錢後聚義,把錢散了,就是把義聚起來了,按現在的說法就是把品牌聚起來了。等到晁蓋一死,兄弟們就立即擁護宋江做了老大。
牛根生:當時有一件事我想得非常明白。那就是,和我在一起的這一幫人想幹點事。他們跟我說,老牛,你不能就這麼走了,你走了對不起弟兄。你是40多歲的人,沒做過別的事,我們也從小一起跟你幹活,我們也沒有別的本事。
沈青:剛才牛總講到的這段經歷,實際上反映出兩個問題。第一就是國有企業的體制。如果是個民營企業,即便牛總是CEO,大不了我給你加工資,給你年薪,給你股權,你給我好好幹嘛。但在那種國有體制下不行,因為牛總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工人,最後做到能和老闆分庭抗禮。老牛雖然身上披的是一張羊皮,但實際上他也是一只老虎。(金岩石:一山不容二虎。)對。第二個問題,從企業競爭和行業發展來講,鄭俊懷又做了一件好事。如果沒有當時老牛的離開,就沒有蒙牛的今天。今天回頭來看,蒙牛迅速地起來了,但是伊利仍然存在,這是一件好事。
[短片:蒙牛初創舊址]
牛根生:這是1999年蒙牛剛成立時租的辦公室,只有53平方米,在呼和浩特市里。這個小房間呢,原來沒有門,是我們的茶室。那一年剛從伊利出來,我就穿這條藍褲子和這件上衣。車也是當年那輛捷達,蒙牛的第一輛車,跟了我好幾年,很有感情。我記得最清楚的是,大家坐在辦公室里,還老往窗戶外看,看窗外停著的車,別把車丢了。
牛根生:這個地方是我定的。當時我告訴辦公室的白主任,他現在是公司主席,說一定要租一個房子,越貧民化越好,越犄角旮旯越好,越別人找不到的地方越好。當時房子週圍的居民也不知道這就是蒙牛的辦公室,因為蒙牛的廣告在街上打得挺多挺靓,誰也想不到是這麼一個小作坊。我記得很多股民想來交錢,特別難找,我們得在外邊街上派個人,把大家領進來才找得見。為什麼租這樣一個房子?一個原因是原來的企業有十幾億元,出來以後,怕原來的員工看見丢人。再一個,怕人找得見的話,別給砸了。(曹啟泰:什麼叫做困難,什麼叫做絕境,什麼叫做絕處逢生?)
牛根生:當時入股入了將近1000萬元,包括原來的舊部,還有業務單位,大家集資。到了7月份,有一天,三個銀行的工作人員,帶著兩個帶槍的人來了。那時屋子里有兩張辦公桌,桌上堆著100多萬元人民幣。這些人進門一看,什麼惡劣的環境,桌子上竟然放著100多萬,肯定是非法集資,連人帶錢就給抓走了。後來是和林格爾的縣長和縣委書記把我給要回來了,說這個人不能抓,錢也不能沒收,他的企業在和林格爾,包括產品都正在外地做加工,現在正需要這筆資金。那時我們也正在和林格爾蓋工廠,又有曝光的了,說我們正在毀林,也要抓人。當天晚上,縣委書記和縣長給我開會,說你是我們開發區請回來的,毀林跟你沒關係。但是有一點,明天我們就去跟人家應對這個事情,如果你幹得好,判5年我們3年就能出來,如果你幹得不好,判3年,我們要坐到5年才能出來。老牛,你可得好好幹。我說好。
沈青:如果大家喝牛奶的時候,想到這些事,這牛奶都喝不下去。
曹啟泰:但話講回來,《波士堂》也為大家呈現了一個最真實的、企業界的,而且是最高管之間的競爭。
本文摘自《商道即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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