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節：變動中的力量格局(3) - 兄弟財經外匯返佣

　　資本週遊世界，但勞動力卻困守家中，這給全球範圍內的收入分配帶來了深刻而複雜的影響。西方國家的工人將從全球分工中受到損失，因為更多的工作，尤其是非熟練勞動力的工作將會消失。但是，這些工人同時又是消費者。全球的消費者從要素的重新配置中都得到了巨大的好處。由於中國和其他新興國家的出現，消費者可以以極其低廉的價格享受到越來越多、越來越好的日用品和高科技產品。同時，西方國家的工人可能也是投資者。全球的投資者都從中國和印度的崛起得到了收益。尤其是來自人口老齡化的發達國家的投資者，如果他們將更多的資金投資於新興市場的股票，他們將獲得更加可觀的收益。中國和印度的年輕人辛勤工作，為歐美的老人安度晚年創造了更適宜的條件。沃頓商學院的金融學家傑里米·西格爾預測，中國和印度的崛起能夠抵消美國老齡化退休年齡增加的一半，使得美國人在21世紀中葉可以享受額外的5年退休時光。

　　傑里米·西格爾，《投資者的未來》，機械工業出版社。

　　然而，這些收入分配的變化對政治的影響將是複雜的。越是民主的政治，越是要取悅勞動力，一是因為勞動力的選票比資本家的選票多得多，二是如果一國的政策不令人滿意，資本家可以“用腳投票”，一走了之，但勞動力無處可去，最多只能走上街頭抗議。結果，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和經濟民粹主義將逐漸擡頭。在未來20年內，全球化將面臨一次巨大的挑戰。如果西方國家的政府沒有足夠的勇氣和智慧推進改革，並建立更加有效的社會安全網；如果反對全球化的浪潮高漲，全球化將受到停滯甚至倒退的危脅。全球化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全球化就開了倒車，而且一開就是50多年，一直到二戰之後，全球化的水平才恢復到19世紀末的水平。

　　由於經濟全球化，越來越多的國內居民成為利益相關者（stake holder）。一國國內居民對經濟全球化的反應是不同的，因為任何一項國際經濟政策均會帶來收入分配效應，從而造成一部分人是贏家，而另一部分人是輸家。國家如欲推動經濟全球化，則一方面要通過社會保險和轉移支付保護和補償在全球化中受到損害的那部分國民，同時盡量擴大與支援全球化的那部分國民的政治結盟，否則，經濟全球化很可能會對一國國內社會穩定帶來意想不到的沖擊，加劇一國國內各利益集團之間的沖突，國家的合法性會因此受損，保護主義勢力也會擡頭，一國的開放政策甚至會中途夭折。

　　人口老齡化和移民問題的重要性已經不容忽視

　　大多數發達國家進入了人口老齡化社會。有三個人口因素給發達國家的未來帶來了直接的影響：第一，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醫療衛生條件的改善，人們的平均壽命越來越長。20世紀初期，即使在最發達的國家，人口的預期壽命也不過45歲，但是到如今，發達國家的人口預期壽命已經超過了80歲。據說，到21世紀，人口的預期壽命很容易超過125歲。第二，人口出生率不斷下降。一個比較普遍的規律是，隨著婦女文盲率的降低，避孕藥具可以合法、公開且較為廉價地獲得，再加上持續的經濟增長，大多數出現這些變化的社會將在大約15年內出現人口出生率的下降。第三，在20世紀中期，發達國家出現了所謂的“嬰兒高潮”，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摧殘和戰後經濟复蘇，當時的人口出生率出現上升，結果是那一代人的數量既比其父輩多，也比其子女多。生育高峰時期的一代再過20到30年就要退休，這使得未來一段時期，西方國家的老齡人口會急劇增長。從現在到2035年，大多數歐洲國家65歲以上人口與18～65歲人口的比例將會增長兩倍甚至更高。

　　這些趨勢帶來了人們對現存的社會保障體系的擔憂。如果年輕人的人口總是多於老年人，如果經濟一直能夠保持增長，那麼社會保障體系就將永遠順利地運轉下去。但是，如果老年人的人口逐漸超過了年輕人，而且經濟增長的速度逐漸放緩，社會保障體系就變成了一顆滴答作響的定時炸彈。從當前發達國家的情況來看，美國、法國、北歐和荷蘭情況更好一些，其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僅僅略低於自然替代率（大約為1.7~2.0，即每育齡婦女平均應生育1.7到2.0個孩子）。日本、韓國、德國和意大利等國的前景更加黯淡，因為其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大大低於自然替代率。其實，問題最為嚴重的是中國，中國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已經有10多年連續低於自然替代率，中國將進入“未富先老”的困境。2005年60歲以上的人口占中國人口總數的11%，到2030年，60歲以上的人口將占人口總數的24%。調整過時的計劃生育政策，已經是刻不容緩了。

　　從發達國家的情況來看，應對未來的老齡化社會，面臨著三種政策選擇：一是徵收更高的稅收或增加社會保障支出，但這會帶來更高的財政赤字；二是減少退休福利，但這在政治上是極其困難的；三是提高私人儲蓄率，但這對習慣了透支消費的發達國家人民來說將是痛苦的改變。

　　人口老齡化還帶來了移民問題。如果歐洲變成了老年人的社會，誰來為這些老年?打工？誰來服兵役？進入老齡化的發達國家必須補充更多的移民。美國吸引了大量的墨西哥移民，歐洲吸引了大量的非洲和阿拉伯移民。據估計，到2020年，西班牙裔美國人將達到6 000萬，占美國總人口的20%。移民帶來的文化沖突和社會矛盾會更加尖銳化。自由市場和民主選舉都無法解決這一問題，自由市場要求消除對人口自由流動的限制，這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民主選舉中那些煽動排外情緒的政客往往格外成功。

　　人口增長過快的發展中國家也有自己的問題。1950年尼日利亞的人口只有300萬，如今已經增加到1 400萬，根據聯合國的預測，到2050年其人口將增長到5 000萬。巴基斯坦的人口也將從如今的1.58億增長到2050年的3.05億。人口出生率最高的地區往往是經濟較為落後、政治局勢不穩的國家。如果這些國家不能為新增勞動力創造足夠的就業崗位，就很容易出現社會動蕩。

本文摘自《世界是平的，中國怎麼辦》

　　 20世紀的企業已經成為歷史了嗎？如果說工業時代正讓步於知識時代，那麼這一時代企業特有的新基本結構和組織原則是什麼？這些原則如何影響現有企業的競爭環境？它們對研發及管理方式等方面有何意義？在全球化3.0的環境下，地域、文化、技術、知識等一切因素都不再成為分工的阻礙。各國之間的產業競爭越過了中間環節，直接在最高端的信息產業展開，更激烈也更殘酷。我們應該看到，收入差距、環境污染、制度瓶頸、地域壁壘等問題圍繞著中國企業，影響著世界變平的過程。這些因素不會隨著經濟發展而消失，反而會變本加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