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沭陽本沒有多少路（3）

    全縣修路共分五大層次：　第一個是指揮層，由一個總指揮部和四個分指揮部組成。總指揮部相當於“軍委”，仇和任政委，縣長薛甫倫任總指揮；總指揮部下設四個分指揮部，類似於“四大軍區”，四套班子有關領導分任正副指揮。總指揮部主要負責全縣道路建設資金調度等重大問題的協調處理，“四大軍區”主要負責工程施工組織、關係協調、矛盾處理、質量監督等全面指揮工作。

    第二個是執行層，由每個鄉鎮抽調一名副書記和一名副鄉（鎮）長組成更小的指揮部，相當於“兵團”，重點負責包幹路段現場指揮、民工的組織領導和施工管理工作。各條公路修建指揮部給每個鄉鎮分取一段路面，縣里指派一個技術員，再配一些錢款，其餘問題均由鄉里按時、按質、按量解決。

    第三個是技術層，每個鄉鎮選拔10名高考落榜生，由縣交通局封閉培訓作為修路現場技術骨幹，負責技術指導、技術監督和主要技術環節處理，相當於“參謀部”。

    第四個是施工層，每個鄉鎮抽調150名精幹民工，由10名技術骨幹負責培訓，並以“1+15”的組織形成施工層，實行半軍事化管理，主要負責具體施工操作，相當於“工兵連”。

    第五個是協作層，在總指揮部的統一調度指揮下，縣交通、建委、供電、郵電、水利、金融、公安、宣傳等部門組成協作層，緊密配合修路，協調運作，相當於“後方民兵”。

    如此組織，日後被江蘇省委政策研究室評價為卓有成效的“機制創新”，在3年修路中，沭陽縣“在37個農村鄉鎮成立了37個築路公司，把380多名高中畢業生培訓成了築路技術員，把5500多名農民培訓為築路工人”。

    而在百姓看來，令人難以忘懷的是如此築路真正是“官兵”同甘共苦。參與了當年修路的週君成說，指揮部全體人員吃住在指揮部，隨時解決工程中出現的問題。從縣直機關抽調培訓成技術人員的同志，與老百姓一起上路。當時，他所在的組織部6個科長，3個去修路。

    由於無錢買鋪路機之類的設備，無法機械作業，所有路面全部採用上拌下灌人工攤鋪，大量依靠人力。高峰的時候，幾條同時開工的路段上“會戰”的民工達10多萬人，他們中有些人吃睡都在路邊的工地上。

    讓人想起淮海戰役

    “從春天開始，到深秋結束，熱火朝天的場面讓人想起淮海戰役。”在沭陽下放過多年的上海電影制片廠老作家鄒安和說。當年，也是在這片黃淮故土上，這些築路人的父輩們用獨輪車推出了戰爭勝利的曙光，將人民解放軍送到江南，車輪滾滾成了父輩們一輩子的驕傲與榮耀。而現在，他們自己冒著炎炎夏日和深秋的風刀霜劍去上工，再現父輩們的豪邁，造福自己及子孫。

    “誰說人心散了？就看你有沒有本事去凝聚民心，能不能恢復農民們主人翁的地位。”在鄒安和看來，仇和所以能通過“收錢”、“派工”——以前一定會引來老百姓抵制、集訪的方式修築道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仇氏所推行的“兩票制”讓百姓大快人心，部分恢復了農民的主人地位。

    群衆選的村幹部，自然能發動群衆；為了自己選的人不被扳倒，大家齊心協力服從指揮，這樣才在沭陽這個被稱為民風“性懶”、“好鬥”的地方，出現十幾萬農民出門修路、再現淮海戰役的壯觀一幕。“手段是政治性的，結果是經濟性的——路是發展經濟之基。這不能不說是仇和的高明之處。”鄒安和說。

    仇和的身影時常活躍在工地上。每逢節日或高溫天氣，仇和會命指揮部用卡車拉些肉、米、啤酒之類上路慰問修路人，有空時他還會身先士卒，在工地上推起獨輪車。

    作為指揮部成員的陳懷美回憶，1997年下半年的一天，城北築路工地上，仇和娴熟地推著獨輪車運土。四套班子成員中的其他人一推就倒，只有仇和能熟練操作。當時，路邊有兩個中年人路過，認出是縣委書記，覺得新奇，就停下來盯著看。仇和生氣地問：　

    “你們這些人，有空袖手旁觀，為什麼不一起來幹？”

    一個中年人回答：“我們不是來看你勞動的，我們是來看真正的共產黨員的。”說完，兩個人立即幹了起來。

    還有一位家住城關的老太太，一天領著小孫子到工地邊散步。老太太一見正在勞動的仇和就自報家門：“仇書記，你別發脾氣，我的小孫子在家裡哭著吵著，就是要來看你推車。”

    顯然，縣委書記上陣推車的事早已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

    仇和沒有精力也沒興趣去留意這些。考驗他的是，有了資金，也有了人力，路是自然可以修的了，但能不能修好則是另一回事。既然是掏了老百姓口袋里的錢來辦交通，要想百姓不罵娘，就得保證對得起百姓。

本文摘自《仇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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