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求天求地不如仇和”（6）

    袁第一次送給黃2000元“探路”，被黃退回。第二次去摸底，黃向他開了個“以後再說”的口子。袁頓感事成有望，隨即給黃送去一袋湖東大米，內裝2萬元。袁對黃說：“湖東大米很好吃，您一定要親自吃呀！”

    黃收錢後，主動打來電話：“小袁呀，工作不錯，身體問題也得註意，調動的事下次考慮吧。”1996年1月，黃帶袁去北京出差，袁又送給黃2萬元；回來後，袁趁熱打鐵，直接將2萬元送到黃的辦公室。10天後，袁茂堂如願以償。

    花6萬元代價，從黃登仁手里買來計生委主任一職後，袁茂堂開始拼命地追求“產出”，索性將單位公章和財務收據裝進提包，隨身攜帶，亂收濫罰，坐收坐支。在被刑拘時，辦案人員即從他的提包里搜出收款單據一本和現金1萬元。

    另有人揭發，交通局黨組書記一次在酒席上抱怨：“他媽的，我送錢還不行，想當個局長，只給了個書記。人家比我送的多。”

    還有當時的縣財政局長陳震，年紀輕輕，30來歲就官居要職，掌管沭陽縣的錢袋（後來當上了副縣長）。他一位姓張的同學向他取經問道：“你進步這麼快，有什麼經驗快告訴老同學，讓老同學也有點進步呀！”

    陳答：“那要送禮。”

    張問：“送多少？”

    陳豎起一個手指頭。

    後來，張也給黃送了1萬元。不久，他當上了縣商業局局長。

    大網很快到了收攏的時候

    隨著多年來捂得嚴嚴實實的蓋子被逐漸揭開，問題官員的反偵查能力也越來越強。一到夜晚，辦案地糧貿大酒店就被人偷聽。情況越來越複雜。軍事鬥爭經驗豐富的王益和採取三招應對：　立即將徐建林、交通局長等人帶到泗陽異地審問；從縣公安局領取手槍一支，配備給自帶走葉志連後就留住糧貿大酒店坐鎮指揮的宿遷市檢察院反貪局長許紹宗防身；嚴令專案組人員，所有情況只得向王益和本人和許紹宗匯報，對其他人一律不得有半點透露。

    撒向黃登仁的大網很快到了收攏的時候。5月13日，黃的問題已經基本可以確定：　袁茂堂行賄6萬元、張向祿行賄1萬元，鐵闆釘釘，而當時按照沭陽的經濟水準，貪污1萬元就夠判刑。

    是日中午，王益和與仇和一起共進午餐。

    “你要求短期內大見成效，我做到了。”王益和說。

    “情況怎樣？”仇和急切地問道。

    “下午給你詳細匯報。”

    匯報材料王益和讓打字員只打印一份，文檔立即删除。

    仇和仔細看過材料，隨即決定：“明天向徐書記匯報。”

    5月14日，仇和、王益和、許紹宗三人在宿遷市委書記徐守盛所住的宿遷賓館一房間，向徐緊急匯報。

    認真聽完匯報，徐守盛一聲歎息：“痛心啊！明天去南京，向省紀委匯報。”

    之前，其實仇和已經和徐通過電話，徐守盛也已向江蘇省紀委書記曹克明電話匯報過了。曹是當年全國大案鄧斌案的主辦人。

    5月15日，一行人來到南京，由王益和向江蘇省紀委、省檢察院具體匯報。

    省紀委分管蘇北地區的一個常委對王益和說：“你說查出了問題，那只是個人交代的，你也不能說是事實。”

    王益和回答：“至少是線索吧。”

    當晚，省紀委決定立案審查黃登仁，是為“5•15”案件。因為黃時任宿遷市副市長，專案組由省紀委、省檢察院人員組成。

    三天後，“5•15”專案組進駐宿遷。當時，黃登仁在泗洪視察。5月19日，黃被“雙規”。同時被“雙規”的還有他的老婆。辦案地點在泗陽。黃在自白書中說：　感到事情來得太突然了，一點思想準備都沒有，腦子里一片空白。

    “這說明辦案的事黃登仁事先一點不知道。”王益和對此解釋說，“我對辦案人員紀律要求很嚴，只向我單線匯報。”

    交代，一個接著一個

    5月20日，黃“雙規”後第一個交代的是沭陽縣沭城鎮黨委書記徐守誠。這個人為了能進縣常委會，送給黃一枚金戒指、兩箱茅台、5000元錢。這是事前辦案人員所沒有掌握的新情況。

    當天上午，省紀委分管蘇北工作的同志即致電王益和：　將徐守誠帶來。王益和隨即電話請示仇和。仇和說：“我們正在觀摩。”

    “能否晚上帶人來？”王益和向省紀委電話請示。對方回答：“不行，不能等，要馬上帶來。”

    “那你就帶吧。”仇和回答王益和。

本文摘自《仇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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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執政一方的領導者，當穩定壓倒一切的時候，在這本書里，你可以看到，面對一個長期處於混亂狀態的重災區，仇和是怎樣使之在短時間內實現由亂到治的。
　　作為一個欠發達地區的領導者，一位處於江蘇省經濟窪地的領導者，當別的地方富得流油而本地卻窮得冒汗時，你在這本書里可以看到，仇和是怎樣營造後發優勢，實現追趕型、跨越式發展的。
　　如果你正想改善基础設施條件而又為囊中羞澀犯愁時，那麼你通過這本書也可以看到，仇和是怎樣破解這一難題，使基础設施建設在幾年間超過了過去的幾十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