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求天求地不如仇和”（2）
沭陽誰人不知，社會上流傳沭陽縣有兩個公安局，台上是人民公安，台下是“流氓公安”？公安系統刑訊逼供、擾民坑民司空見慣，違法犯罪分子只要交了錢就可以“保外就醫”、“取保候審”，繼續混迹社會，禍害鄉民。只因為有前任縣委書記器重公安局長，沒有人敢去捅破那層窗戶紙。
鏟除公安局長
理政先治吏，治安先治警。自古“清官”慣用之法，仇和祭起了它。一個月後，盤踞沭陽政壇多年、雄霸一方的公安局長被免職調離。一夜之間，沭陽全縣41個派出所所長集體異地輪崗，一個不落。與此同時，公安系統對縣內新舊嫌疑犯展開追捕。僅一年，沭陽公佈破獲各類刑事案件4656起。
鐵腕仇和以雷霆乍起風暴疾來的方式，將第一拳砸向了民怨沸騰的治安。多年以後，當他主政宿遷成為國人關註的焦點時，一位評論者如此評說這段往事：“又有幾個‘青天’有這個雄厚背景勢力，把一個根基深厚的公安局長立馬鏟除呢？又有幾個人能以一己之力對抗一縣一市黑白兩道的勢力呢？這也是人民‘青天’夢永遠做不醒的原因之一吧。”
論者不知，仇和從來對別人將他的做法與所謂“青天”聯繫在一起時，都非常的光火。他認為，他只是“對各種腐敗案件，不管涉及誰，不管職位多高、權力多大、名聲多響，都要一查到底，嚴肅處理”而已。
反腐敗要以查辦案件為突破口
整頓公安只是序曲，真正的大戲是一場緊隨其後、席卷沭陽整個政壇的反腐風暴。仇和對官員隊伍的巨大震懾，來自於這場風暴以及風暴眼中的一次次驚心動魄的較量。
賣官風
仇和剛到的時候，發現自己一手推動的機構改革和人員調配總是遇到阻力，一有人事調動，直接間接的說情者便紛至沓來。原來，1997年以前，沭陽買官賣官盛行，有的人剛花錢買了官，沒多久就聽說要被調換，當然不滿。利益受損者開始相互撕咬，這才讓深藏在官風不正外衣下的根本症結彻底暴露出來。
仇和的前任、縣委書記黃登仁主政沭陽5年，以賣官著稱。當時，剛從省農林廳調到省人大工作的原省赴沭陽扶貧隊隊長俞敬忠，了解到這種賣官歪風後，於1997年大年初三憤然給當時的省委書記陳煥友、省長鄭斯林寫了一封長信。
在信中，一向溫文爾雅的俞敬忠，言辞激烈，毫不留情地痛斥了人浮於事、機構膨脹的現狀：
全縣38個鄉鎮中，鄉鎮黨委書記、副書記（含鄉長）及副鄉長，坐下來都超過一桌。最多的5個鄉鎮竟達13人，絕大多數（26個鄉鎮）為10至12人，其餘的大多為9人，平均每個鄉鎮超過10人，比規定職數幾乎多出一倍，而且還有一大批副鄉級。群衆形象的說法是“村村攤一個鄉長”。
沭陽縣級機關正副局長最多的糧食局達11個，連計生委也達8人，而計劃生育率卻為全省倒數第一，不足50%……
陳煥友看了這封來信後，作了長篇批示： ……過去歷次機構改革後不久機構即來一次膨脹，這幾乎成了一個“規律”，這次機構改革能否避免這個現象，關鍵在省、市、縣（市）黨委政府能否堅持原則，敢於碰硬。否則我們共產黨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就不會高大，就會滋生腐敗，就會“無事生非”，自由主義滿天飛，就會浪費錢財，就會使官僚主義加重，就會脫離群衆。因此，敬忠同志來信可轉發省、市、縣（市）黨委、人大和政府領導同志閱……
省長鄭斯林看後也作了措辞嚴厲的批示。然而，這些批示終究也未能撼動黃的地位。
看來，收拾沭陽這個爛攤子的歷史責任，註定要落在仇和的肩上。
一個人的到來
仇和迫切需要一個能夠推心置腹的得力幹將，來說明他盡快沖開沭陽政壇這間尘封經年的“暗屋子”，以便打掃幹淨後重新佈局。
這個人終於出現了，他的名字叫王益和。
王益和，泗洪縣人，1995年11月從西安陸軍學院上校正團級政治教員的職位上轉業，他本可以留在工作了18年之久的古都西安，人脈關係、朋友圈子都在那兒。但揮之不去的故鄉情結，最終讓他還是選擇了回老家。1990年，他的原配妻子去世，嶽父嶽母只有一個獨生女，需要人照顧；他自己在家鄉的母親也年事已高。打道回府的想法很樸素，就是“想有多點時間可以照顧老人”。作為一個正團級幹部，他的安置還不錯： 中共泗洪縣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1996年5月，任泗洪縣監察局長。
本文摘自《仇和十年》
作為執政一方的領導者，當穩定壓倒一切的時候，在這本書里，你可以看到，面對一個長期處於混亂狀態的重災區，仇和是怎樣使之在短時間內實現由亂到治的。作為一個欠發達地區的領導者，一位處於江蘇省經濟窪地的領導者，當別的地方富得流油而本地卻窮得冒汗時，你在這本書里可以看到，仇和是怎樣營造後發優勢，實現追趕型、跨越式發展的。
如果你正想改善基础設施條件而又為囊中羞澀犯愁時，那麼你通過這本書也可以看到，仇和是怎樣破解這一難題，使基础設施建設在幾年間超過了過去的幾十年的。